一项民间援助的青训
生生不息！精英辈出！尽管职业队仍屈居中国次级联赛的舞台，武汉青少年足球却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足球改革试点城市，武汉为中国足球的青少年培训做出榜样。本报特此推出深度专题《武汉启示录》，通过政府、民间、足球生活的三个角度，还原、探索武汉足球的发展之道。本报上期已经就武汉“政府购买”模式进行了深入解读，本期则重点阐述社会、民间力量对武汉青训足球的“相助”，尤以“尚文之星”计划最为典型。
起因 防止好苗子过早流失
在武汉足协的训练基地，当记者看到众多老外带着很多来自不同学校的小球员参加训练时，敏感地对老外本身和小球员衣服背后的“尚文之星”字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当记者前往武汉区一级青训中心或其他小学采访时，也曾见到过“尚文之星”几个字样。据武汉足协人士介绍，这几位老外是武汉足协专门从西班牙巴萨(官方微博 官网 数据) 请来的青训专家。而且，武汉足协设有一个“尚文之星”计划，几个老外便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小球员球衣背后所印的字，等于是给这个计划打广告。那么，这个“尚文之星”究竟从何而来呢？
据了解，尚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属于武汉当地较早进入房地产的企业之一，也是当地房产业的龙头老大级企业之一，成立于2001年5月。见到该公司负责体育事务的总经理方思龙时，记者难免问道：“为什么不去搞职业俱乐部，可以像恒大那样、把武汉职业队打造成一个强队？”方思龙笑着告诉记者：“如果真要搞的话，我们早就搞了，我们最主要的兴趣不在于此。作为一家企业，做起来后，总是想着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以前，我们是搞教育的：公司每年拿出200万元人民币，资助一些贫困孩子上学。随着近几年足球大环境和形势发生了较大改变，我们也意识到：足球其实也是‘教育’，某种程度来说，现实意义比现在的教育更广、更实际，加上以前跟武汉足协的关系很不错，便决定搞起了这个项目，目标就是努力为武汉本地、湖北本省培养我们的好球员。”
足球职业化以来，由于拥有较为完善、规范的青训系统，武汉市的优秀苗子不断涌现。最近四、五年，包括嵩俊闵、曾诚(微博)、邓卓翔(微博 数据)、荣昊(微博)、张稀哲(微博 数据)、郑凯木 、金鑫 、雷腾龙(微博 数据)、陈哲超、 晏紫豪、桂宏等男球员，王霜、吕悦云、姚伟等女球员，大约有近30人入选过中国男足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或女足国家队、国青队）。由于各种原因作祟，特别是男足青少年方面受制于经费、资源和硬件投入的减少，青训体制转化不及时、不合理，造成大量的优秀武汉足球苗子流失外地，上述国字号选手尤其是男球员，几乎没有留在武汉或湖北的。这也是尚文公司介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年来，从武汉走出去的孩子很多，好球员更多。很遗憾，他们都无法为武汉、湖北效力。这个项目就是希望和武汉足协一起，改变这种状况，让孩子们长大之后能够为家乡队出力。”方思龙解释道。
早在“尚文之星”计划付诸实施前，尚文地产公司已经在去年资助武汉足协，将97年龄段的8名武汉小球员送往葡萄牙，加入到“中国留葡希望队”。其中，便包括曾经入选过96年龄段国少队、参加过2012年U16亚少赛的黄聪、黄闯；还有目前已在希望队担任队长的冯博轩等。今年5月，记者在葡萄牙采访期间，曾见到过这些武汉籍球员，同时了解到，他们都是武汉足协送出去的孩子。但是，记者当时并不清楚这些孩子均是尚文地产出资资助，这8名小球员在留葡期间的各种费用，全部由该公司负责。
据武汉足协人士介绍，该8名小球员前往葡萄牙留洋，并不属于“尚文之星”项目，而是单独的一个留洋项目，算是武汉足协在“精英球员”培养方面尝试“走出去”的第一步。“尚文之星”项目是从2014年初正式启动的，目前已有近30名小球员与该项目签订了协议，属于“精英培养”序列中的球员。这也是武汉足协以全面普及为基础，在“强化与提高”的环节上所迈出的第一步。
核心 完整的保障体系
从事足球报道多年以来，记者曾见到过无数份计划与方案。以中国足协自红山口会议所拟定的几份“十年规划”为例，每一份规划都会提出明确的成绩指标：诸如世界杯、奥运会出线；女足夺奥运金牌、世界杯冠军等。在这些所出台的雄伟规划之中，大多都是“口号为先”，至于具体的措施以及保证目标实施的具体办法，几乎没有。然而，“尚文之星”项目方案则有着特殊的一面：以培养优秀人才为着眼点，设置一套完整的保障方案与体系，尤其是针对基层教练员利益的保障。
FIFA早有培养费规定
目前，国内在如何对待基层教练员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盲点。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部门，中国足协在此方面似乎不懂得起码的尊重，在拟定规则方面，完全忽略基层教练的存在。当某位球员在中超转会市场动辄被花费上千万人民币买断时，拥有这名球员所有权的原俱乐部能够受益颇丰。但是，为他们成长所付出过汗水的那些基层教练员，却得不到认可与尊重。
此前，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目前效力于意甲(微博 专题) 国际米兰队的长友佑都，最初从日本东京FC队转会到意甲切塞纳队时，转会费达到150万欧元(合1亿7000万日元)。此后，长友佑都小学期间所效力的爱媛·神拜SS少年团收到了42.5万日元的一笔培训费；长友佑都初中期间所代表的西条北中学则收到了127.5万日元的培训费。尽管日本足协对于少年团没有经费支持，但他们却是严格按照国际足联有关转会规定在执行。国际足联明确规定：在球员转会时，有一笔5%的培训费，应该划归球员12岁以前所效力的各支球队，这是对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最好肯定，同时，也是对青少年球员的育人单位和育人者的一种尊重！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球员转会时，同样也有这种培训费机制。
国际足联的规定并非最新出台，早已存在很多年。然而，中国足协当初在拟定转会规定时又做得如何？直至2009年修改转会规定时，才涉及这一条。更重要的是，又有几家国内俱乐部真正执行过这一条？而且，围绕着青少年球员转会的纠纷，几乎年年发生。作为青少年球员培养单位，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收入不多。一旦球员培养成才，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基层的积极性又从何谈起？当中国足协、中国足球大谈青训时，连这个最基础的工作都做得不好，何以去谈体系问题？
联合补偿机制二次回馈
当记者拿到“尚文之星”项目的方案时，吸引记者的内容，并不是项目中所提出的希望能够培养出多少优秀球员，恰恰就是为确保培养好球员拟定的一整套保障方案与体系，确保参与该项目的各方（尚文集团、运动员个人及监护人、运动员所在学校及青少年俱乐部、运动员的各级具体带训教练员等）利益得到保障。而且，该方案本身就是建立在武汉市现有的校园足球和作为试点足球城市所建立的区一级青训中心这一平台基础之上。武汉足协专门从西班牙巴萨请来高水平的青训教练，同时组织武汉足协现有的教练员，一起组成专家小组，从市内各学校、赛场发现有潜质、可培养的足球苗子，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让这些好苗子接受更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加以强化培养。
在这个保障体系中，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作为基层教练员，如果培养出来的小球员成为“尚文之星”中的一员，小球员在得到资助后能够成为明星，甚至进入到国字号队伍，教练员将得到各种经济补偿和奖励。当小球员成才后转化为职业球员，且签订职业合同时，基层教练员将通过公司运作的职业足球市场联合补偿机制二次回馈，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无疑是填补了中国职业足坛的某项空白，能够充分调动基层教练员的积极性，从而更加安心于基层工作，做好最为基础的培育工作。
“输送奖”合同意在育人
按照项目计划，签约的小球员在进入中学、实施中学计划后，项目将按照规定给这名小球员所在小学的教练员颁发“初次输送奖”——2000元人民币。输送的小球员人数越多，奖励越多。尽管2000元不算很多，但它所代表的意义非同小可，这是对辛苦培养、付出努力的教练员们的一种认可和致敬。
基层教练员拥有“输送奖”不仅局限于小升初期间，一旦“尚文之星”项目签约的小球员被正式招入国少队、国青队、国奥队乃至国家队，该项目还将按照规定，即时对其接受培训的单位（包括普通中小学、青少年足球俱乐部）以及带训教练员（可能为多时间段的多位教练员）发放一次性奖励，以鼓励基层青训教练员的辛勤付出，刺激更多的基础足球工作者为培养、发现、推荐更多的足球苗子进入“尚文培星计划”。由于该项目率先开始招收的小球员是2002年龄段，尚需要时间才能全面实施“输送奖”。不过，这一条已经被明确写入了合同之中。
“尚文之星”项目的保障体系，与其他地方省市足协在与带队教练员签订的合同，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别：很多省市足协(或足管中心)与带队教练员签订的内容，涉及到全运会或城运会(青运会)必须“拿金牌”、“进入前三名”之类的条款，始终是成绩第一、功利思想挂帅。但是，武汉足协所签订的合同则是“育人”合同，把青少年球员的成长放在第一位，真正着眼于培养优秀人才。
注重精英，模式仿日
提到中国足球，总有很多人说起“踢球的中国孩子太少”。为了让更多人踢球，校园足球便红红火火地展开着。而且，热心于政绩工程的一些主管单位总会强调道：最近几年，踢球的孩子已经增长了多少倍。但是，足球人口增多，是否意味着“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平得到提高？”在这两者之间，能否划上等号？这些都不是喜欢“政绩工程”的领导们所需要考虑的，甚至努力回避着这些话题。记者走访武汉期间，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不求“量”的无限度扩张，更求“质”的保证。当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全市青少年创造参与足球活动的条件时，武汉足管中心更是借助社会力量、民间力量，在努力提高青少年球员的专业技能的同时，更是在培养精英球员方面，尝试着一种全新的模式。最近几年，以武汉市政府牵头，当地体育局、教育局、市足协等机构共同搭建起校园足球和试点城市青训平台。以此为基础，由武汉市足协(足管中心)、尚文地产公司和学校、小球员家长等多方共同参与，构建了一个准备至少十年的“尚文之星”计划。
过去，中国体育界在实施奥运战略期间，举国体制被视为特有的法宝：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争取在奥运会赛场取得佳绩。不过，将这样的方式定义为“举国体制”，其实有失偏颇。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仅仅调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竞技体育资源，且进行重新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确实也出现了企业、公司赞助等情况，但并没有真正地“举”一“国”之全力，像社会、民间等其他力量似乎仍被排斥在外。足球想要在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政府部门的主导必不可少。但是，仅仅依靠政府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全日本高等学校足球选手权大会(即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算是日本足球史上最悠久的赛事，至今已经举办了92届。但是，它的兴起与日本足协毫无关系，完全是一项民间自发创办的赛事。而且，诸多日本国内比赛的历史远早于日本职业联赛。当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赴日本调研考察时，中方一再询问日本足协：“政府部门给予足球发展什么政策？”得到的回答是：“政府不管就是最大的支持！”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我们很难理解。实际上，日本民众有着很强的自发意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义务为日本的发展尽力。于是，记者在日本基层走访期间，看到了甘愿牺牲休息时间，且分文不取到基层少儿足球俱乐部担任义务教练的年轻人；更有年过七旬、依然还在做义工的老年人。恰恰是因为存在这样一大批“义工”，才有了庞大的日本青少年足球群体，他们与日本足协毫无关系、与日本政府也是如此。
如今，武汉足协在发展本地青少年足球活动的过程中，很好地借助了一部分的社会力量、民间力量。其中，“尚文之星”计划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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