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职业体育让三大球退步？
10月4日，上周六晚上，也是仁川亚运会闭幕之夜，邀请了很多朋友来看舞台剧《我是马布里(微博)》。有北京人艺的人民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有篮管中心前任主任李元伟先生，有北京首钢男篮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还有王治郅，带着他白发苍苍的父亲王维君和儿子王熙麟。我去看大郅时，戏已经开始。大郅看见我，回过头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三大球怎么全这样了？都说是体制，朝鲜体制行么？怎么足球也比咱们厉害？咱们以前压根没职业化的时候，为什么成绩也比现在好？
在剧场的幽暗和音乐中，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大郅的问，代表了身体力行的体育人最典型、也最普遍的困惑。大郅，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的受益者和最兴盛的组织——八一队。19岁进入国家队时，中国男篮早已雄霸亚洲，大郅很快成为亚洲第一中锋。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八一男篮的极盛和极衰，同时也是中国男篮在亚洲和世界舞台上的盛衰。以大郅年少时的英姿，再想到去年37岁之龄随队经历马尼拉亚锦赛之败的落寞背影，正是中国体育体制和时代更替的缩影。
这确实是个悖论。三大球节节败退，都把原因归结于体制，归结于中国没有真正的职业体育，现在是“伪职业体育”。可30年前，当中国完全是专业体育体制，压根还没有职业化概念，连“伪”都不伪时，却还拥有比如今更出色的战绩。无论足篮排，尤其是篮球，迄今为止最后一批真正具有高水平和特点的运动员，从孙军(微博)郑武胡卫东 刘玉栋李楠(微博) 巩晓彬阿的江，到姚明王治郅巴特尔(微博)，其实都是专业体制的尾巴培养出来的，都经历了典型的圈养式训练和生活。不夸张地说，中国篮球开始从专业化向所谓职业化转型之后，就没培养出过令人信服的球星。
这就是中国三大球如今的尴尬，也是回答大郅的答案。专业体制时代的好处，一是钱少，欲望也少，青少年队层面普遍有优秀的教练员，给运动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全国各个地区体工队、军区都发展三大球，专业运动员的数量事实上比现在多得多。198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兵败汉城奥运之后，奥运增光计划中着力发展“小、巧、难、女、少”的策略，是三大球崩盘的最初信号。而在三大球领域，专业体制也终将被改变，因为市场的力量最终会撬动跷板。运动员在生涯中应该获得更多的回报和收入，而在1990年代以前，大多数运动员一到25岁以后就会考虑退役和找出路，28岁已是名副其实的老将。
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向职业体育发展的项目必定向职业体育发展，最终形成媒体、娱乐、运动的体育产业链条，这就好像地上摆着钱，你肯定会捡。但健康的职业体育，必定和出色的学校体育相结合，学校体育保证了参与运动和训练的大基数量，职业体育的投资大部分会指向一线队，这是投资的自然属性，后备力量就由学校来支撑。但中国的问题是，由于体教分离，几乎没有成形的学校体育，职业体育在发展时就成了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与此同时，钱来了，欲望也来了，暴富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耕耘者的恬静。因此越适合职业体育发展的项目，中国就显得越尴尬。
大郅的询问，为什么以前成绩比现在还好，带着他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但事实上，中国体育——尤其是三大球项目已经回不去了，市场的力量已经主宰了规则；要向前，又面临着体育制度、教育制度、人口问题等远远更庞大的社会问题，进又难进，退又难退，如果任由自己发展，三大球已是难寻答案的死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大球要想复苏，还得靠经营模式：聚拢一批有天赋的孩子，给他们最好的条件，帮助他们最好的发展，集体成长，这就是足球“健力宝”、篮球“宫家军”模式的延续。这样的金字塔没有塔座，只有塔尖。
看着看着戏，王熙麟饿了。大郅等到了最后一场戏，老马出了场，带着父亲和儿子悄悄地撤了。举手道别，我只能说，我是这么怀念你们的时代。
本报评论员：杨毅(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