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汕（北京市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亚运会是检阅中国竞技体育的重要舞台，也是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还是体育迷的盛宴。
亚运会确实是中国体育迷心中的情结，想起1990年北京亚运会全民鼎力相助、举国为之欢腾，如今平静看待，却有今非昔比的感觉。也许不必为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境遇而叹息，这里正展示中国体育乃至国家已经成熟。人常说举办了奥运会的国家就是过了成人礼，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又补上了这年轻的一课。
中国与亚运会有过从互不理睬到相逢一笑泯恩仇再到互相依赖的过程。1951年在新德里举办首届亚运会，共和国成立不久还无法组成一个像样的代表团，中国甚至有怕拿不出手的忧虑，那时印度足球队想邀请中国足球队友谊比赛，中国都怕输而没有应战。首届亚运会日本以24枚金牌获得第一，印度以15块金牌列第二，中国如果仓促组团去，不可能超过印度，因为很多项目根本没有开展。错过这次机会与亚运会再度相见是23年以后了。
由于政治因素，中国被国际体育组织排除在外，中国无缘参加奥运会、亚运会以及几乎所有体育单项组织的比赛。这倒刺激了中国体育界奋发图强，到60年代中国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亚洲体育强国了，而无缘在亚运会一展身手也心有不甘，于是1963年中国和反帝反殖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在雅加达联手举办了新兴力量运动会以抗衡亚运会。这个新兴力量运动会频率比亚运会还密集，足见中国体育界的不服气，仅两年多后便在1966年春，于金边举行了第二届，励精图治的中国运动员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三从一大”的训练方式取得压倒性优势，而且成绩可以和亚洲老大日本全面抗衡。按那个势头中国坐稳亚洲老大可以提前20年，而真正打败中国体育的是自己。
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各国际体育组织也迅速欢迎中国回归或加入。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本来是中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机会，由于荒诞的文革把举国体制变为举国折腾，几年停止训练，使中国的体育一落千丈。那一次亚运会中国金牌才33枚，还不及日本74枚的一半，而且落后于伊朗的36枚。这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体育界，但搞好一项事业需要多年的努力，搞垮一项事业却在须臾之间，而恢复这项事业几乎要另起炉灶。4年后的曼谷亚运会中国依然落后于日本近20枚，好在改革开放是体育界最大的红利，那时整个社会拨乱反正、意气风发，到了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终于以61枚金牌力压日本的57枚，首次登顶。但之后并非波澜不惊，在1986年的汉城奥运会上，韩国以难以想象的力度加场外因素，竟然死死咬住中国，直到最后一天中国在男子田径4×100米比赛中率先冲线，才以94块金牌极为惊险地超过韩国的93块。这也让中国体育居安思危，决心保住亚洲魁首的地位。
汉城亚运会后，中国面临一个在当时看来是极为重要的盛会，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这在今天来看算不了什么，而在这之前中国还没有举办过像样的大型运动会，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又需要办得不是一般的好。24年过去，问起很多人对亚运会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恐怕不少人尤其是学生会说：捐款。说起民众集资捐款，那真是声势浩大、深深地渗透在民众中。一些单位努力进行摊派，一些贫困山区的百姓勒紧裤腰带捐款，某个街道连残疾人也都凑钱表心意，有的单位连续四次搞捐款活动……也有的单位为了完成指标，干脆就从一些职工的工资中直接扣除。而北京的企业更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亚运会来电话”。这在当时虽然是无奈之举，而留给人们更多的启示是，那种募捐的形式缺少活力，而且容易造成一部分群众的反感，尤其对生活不富裕的阶层，惊动大却收益小，所以与其向民众要不如向市场索取。而北京亚运会确实体现了中国举办运动会的超凡能力，中国代表团的金牌犹如秋风扫落叶，上届给中国巨大威胁的韩国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有力竞争，183枚金牌一骑绝尘，从此中国在亚运会上再无挑战者出现。后来哪怕有广岛、釜山做东，亚洲体育强国日韩也难望中国项背。
随着中国金牌数的不断膨胀，另一种声音和思考也随之而起。2010年举办广州亚运会，较之20年前的北京亚运会，社会的反响已经相当淡然。而199枚金牌的新纪录顿时引发了争论。不少人提出，拿了这么多金牌也该想点别的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地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投入也应增大。在特定历史时期，体育曾经担负了过多的职能，尽管金牌让国人兴奋和鼓舞，但也占据了惊人的财政资源，影响了民众体育，也使体育产业的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对于一个追求和谐的国家，有更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让体育更多地造福于民。而对于广州亚运会总投资2577亿元带来的巨大债务，也引发了是否应该对重复性大型运动会加以限制的话题，并在国务院会议形成共识。
仁川亚运会即将揭幕，回顾半个多世纪中国的亚运历程，我们体会到中国的亚运随着共和国一起由弱变强，而亚运会也从中国人心目中承载的过多功能回归体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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