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把网球当作是一个可以向世界展示她经济实力的东西时，那种老旧的规则还是在束缚着所有人。在中国，单飞对于职业运动员仍是个泊来的陌生概念。
体坛版面截图
法网即将开打，女单世界第二李娜、女双世界第一彭帅将向大满贯再度发起冲击。
在新一期美国《ESPN》杂志上，记者肖恩· 阿萨尔（Shaun Assael）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己还是为国》的文章，讲述了西方视角中李娜与彭帅的故事，他在肯定了中国网球发展较快的同时，也指出了举国体制仍然阻碍着中国网球职业化的进程。他还提出了一个尖锐但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李娜为首的金花们退役后，中国网球是否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危险？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职业化网球仍然是——被束缚的中国单飞。
李娜的教练罗德里格斯执教过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但他在中国得到的礼遇是前所未有的。有一次，他的司机给他送上一束鲜花，热泪盈眶地说：“你让我为自己的国家觉得无比自豪。”
要想明白这位司机所流的眼泪的意义，我们先要了解，李娜与彭帅这样的运动员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娜的父亲是位羽毛球运动员，在她5岁时，他带女儿去一家体校上学。不久后，教练意识到她在网球上的天赋。但李娜很快就发现了教练们那种老式的强硬式教学方式充满了消极的力量。“11岁起，我就一直听着教练责骂，像是‘笨蛋’，或者‘你是猪吗？’”14岁时，李娜入选湖北队。15岁，她入选国家队，并成为为奥运重点培养的选手。1997年，作为中国网球协会与一家赞助商的合作项目一部分，李娜被送往美国训练。
两年后，中国网协想衡量下李娜在国际比赛中的竞争潜力，就催她转职业——这意味着她在参加ITF赛事、WTA发展巡回赛的同时，还要为她的省队与国家队出战。但这个想法并没有成功，李娜接触体制外的训练模式越久，她赢的比赛就越多，她也就对体制内对奖金收入分配的比例越不满。在职业生涯与为国家队效力的夹缝中间挣扎四年后，李娜退役。她离开了网球，怀着再也不回头的决心，进入大学。
比李娜小4岁的彭帅成功地在12岁以前逃开了体校的严格训练。她在拥有1400万人口的北方城市天津长大，她的舅舅张帆(微博)是一位广受尊敬的网球教练，在他的帮助下，彭帅开始学习网球。当她入选天津队时，立刻引起中国网协注意。2002年，她也获得了IMG经纪公司的葛伯强(John Cappo)的关注，他当时正想签下一位新星，帮助IMG打入中国市场。
“当时是冬天，我还记得坐在一个小房间里，看着周围的人吸烟，”他现在已是AEG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了，这家公司是中国领先的体育与娱乐市场公司，“没人有网球相关的背景，但他们都觉得自己知道什么路对彭帅来说是最好的。”
他们相信，对她最好的发展道路，是典型的中国体育哲学：举国体制。当葛伯强想要让彭帅参加WTA巡回赛来累积经验时，官员们激烈地表示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彭帅对她的省份有奉献的义务——即使为此错过温布尔登，也在所不惜。
葛伯强意识到了中国网球体系下的这个微妙之处。一方面是省里的领导，他们的目光不会比下次全运会更远，希望赢球能够为他们自己挣来官场的前程；另一方面，是拥有更广阔视野的政府官员，想要在国外树立更好的中国形象。“关键在于，既要平衡领导们的想法，同时又能激励彭帅打好球，”葛伯强说。
他最终和中国网协达成协议，允许彭帅转职业球员，并且在佛罗里达的IMG学院里训练，同时她依然保持天津队队员的身份。像李娜一样，当时16岁的彭帅很快就在体制以外的世界闯出了名堂，她的WTA排名从2002年的359名上升至2005年的37位。但与李娜相同的另一点，是她也开始反抗体制。她开始公开指出中国网协做法所存在的限制，很快她就选择了和李娜一样的道路。那时，李娜在离开两年后，于2004年回归网球。在全国性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她们都饱受批评；彭帅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李娜则被警告，她可能无法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
但那届奥运会事实上却成为了李娜和中国女子网球的决定性时刻。当李娜在1/4决赛中击败大威，在半决赛惜败给萨芬娜后，这个成绩证明了她拥有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能力。也同时证明，除了国家所提供的，李娜还要更多投入。
李娜与彭帅的反抗最终促使了一项官方政策的出台：单飞。在政策下，李娜和彭帅，还有另两朵金花，都被给予了不同的地位，她们被允许保留自己将近90%的收入，自己制订日程与选择教练。作为交换，她们将为自己的训练与出行支付所有费用。中国网协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国带来更多荣誉。
在单飞的6年中，李娜和彭帅所获得的辉煌成就不仅引发了全国性的民族骄傲感，也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那些城市带来了大量的网球相关投资，创造出了一个价值约有40亿美元的巨型市场。
深圳公开赛于2013年启动，接下来是今年9月即将举办的武汉公开赛。东京举办了这项赛事有三十年了，但那里的设施在2011年的大地震后需要大规模地进行修缮。武汉击败东京的优势不仅在于费用（赛事执行者拒绝透露具体的数字），更在于武汉承诺修建一个容纳1.5万名观众并拥有开合屋盖设计的网球中心，它将于2015年投入使用。借此，武汉将直接加入北京、上海等行列，成为重要的网球城市。
所有的这些投入还伴随着中产阶级网球热的兴起，这个人群的收入有一部分富余可以花在网球上，而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也采用了新政策，鼓励经济竞争并欢迎外国资本加入投资。他还宣称，要让北京成为一座国际性的体育之都。在李娜赢得澳网(微博)冠军后，NIKE把她的形象贴满了中国的各个角落，上面有一句振奋人心的话：心敢比天高。
彼得·约翰斯顿是WTA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运营主管，在提到中国的潜力时，他说：“天时地利都已经到位了。”
但当32岁的李娜和28岁的彭帅退役后，会发生些什么呢？中国的天赋球员储备会继续与它对网球的需求保持一致吗？
这个问题位于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矛盾点的核心。当像武汉与深圳这样的城市为修建新网球场馆与举办新网球赛事大签支票的同时，这个国家的教练却并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优秀球员去填满这些场馆与比赛。
在WTA前50名（截止于4月21日）中，除了李娜与彭帅之外，只有排名第40位的25岁的张帅(微博)。在第61位的30岁老将郑洁(微博)之后，你必须得大步跳跃到第145位才能找到另一位来自中国的运动员。
WTA对此的做法，就像所有面对人力资源困境的美国公司：它正在试图帮助新晋选手在小规模比赛中得到足够的训练。在今年即将登陆的6项用以帮助新手获得排名积分的WTA 125K系列赛中，有4项赛事在中国举行（分别在南昌、苏州、宁波以及台北）。但他们仍需提高中国网球教练们对国际赛事的兴趣。一个省队教练如果能在全运会持续性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就能为他的队伍赢得更多资金、奖金甚至升官。这很容易让教练们劝说顶尖选手不要去参加国外比赛。
WTA和ATP需要面对的金钱方面的挑战还不止于此。李娜和彭帅能够切断与国家之间的资金支持关系，是因为她们能赚到足够的钱。但再看看中国的男子顶尖选手吴迪(微博)，他的ATP为194名，今年他获得了35077美元的奖金，但由于65%的收入都被组织抽走，他还无法承担起单飞的费用。因此，他只能同时进行ATP赛事以及上海队的比赛。一个最顶尖的中国网球选手如果在全国运动会上穿印有省队赞助商的商标的衣服，就能获得6万美元的资助，如果在全运会获奖牌，更是可以拿到六位数的奖金。
这些诱惑足够让某些运动员考虑再三了，世界排名积分与它们相比好像毫无意义。据彭帅的长期顾问马伟开表示，很多年轻的中国运动员在中国的体制中过得很舒服，因此并没有像李娜和彭帅那样具有迫切想要单飞的那种强烈的个人意志。“我真的为今天的中国运动员感到很焦虑，因为他们没有拼搏的动力，”他说，“他们想要的东西很多，太多了。”
卡洛斯在没有当李娜教练时，在2010年在北京开了一家网球学校，400名全日制学生在学习网球。在选手或教练对于单飞的问题过于谨慎时，他总是小心提醒自己不要过多加以评判。“这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不能告诉他们，说他们是错的。只要他们能拥有自己想要的，我就不能对此给予批评。”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无法衡量李娜肩头的重量。那些全新的网球场馆，还有中国已经瞬间成为了价值万亿的网球市场。
但即使是带着这么多的压力——2250万社交媒体粉丝及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李娜仍在女子网坛占据最一线的位置。她在1月获得澳网冠军后，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微博上出现超过37万条发言，许多人都赞同她在获奖感言中没提到国家的做法。“李娜并没拘泥于感谢国家的教条主义，”一条发言这么说。
当她回到武汉时，还是有批评声。湖北政府为她在澳网夺冠向她颁发13.2万美元的奖励，当地人质疑为什么纳税人的钱会被拿来送给一位单飞的运动员。中国发行量第三大的报纸《中国青年报》甚至因为李娜在颁奖仪式上并没露出足够的笑容而对她抨击。
对彭帅来说，争议相对小些。她在很久以前就软化了态度，不像李娜，她到现在还会每年为国家队效力一次。在3月的迈阿密，彭帅在提到与组织的冲突时企图一笔带过。“是的，我们有过争吵，”她说，“但这和与自己的父母或者最好的朋友争吵没有什么两样。我还是很感谢他们。”
对她单飞的决定，彭帅说：“那是在过去，在情况比较艰难的时候，现在他们意识到了，网球并不是只有一条路。网球可以有很多条路。”
但在她的国家把网球当作是一个可以向世界展示她经济实力的东西时，那种老旧的规则还是在束缚着所有人。在中国，单飞对于职业运动员仍是个泊来的陌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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