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是“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这套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运转较为顺畅，并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起到了巨大作用——北京奥运会金牌第一。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一体系的弊端早已显现，其培养出的专业运动员因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退役后就业困难。篮球圈前浙江广厦队球员金立鹏，在退役后由于家庭的原因留在上海，最终找了一圈工作碰了一鼻子灰后，留在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上海机场——只因那儿的篮球队在上海事业单位圈里小有名气。
这也就有了姚明那说了无数遍的：“中国体育虽有金字塔塔尖，但金字塔的底座却处境堪忧。”如今，退役后顶着政协委员的姚明，奔走相告之余，在北京开设了“姚明NBA(微博)学校”，作为试点，“如果好的话将在全国推广”。
今老生常谈的话题“体教结合”，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原国家教、体委联合下文，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中国的“体教结合”之路由此出发。2003年，国家将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联和组团任务由国家体育总局移交给教育部，使得推行近20年的“体教结合”有了支撑点。之后运动员大学生，随处可见——由于体制方面的不完善，“体教结合”的推进与理想目标相距甚远。
上海在2012年年初再次做出调整，据《解放日报》记载：上海将“体教两张皮、各唱各的戏”向“同谱一首曲、同唱一台戏”转变，力图从体教结合走向体教融合。实质内容包括提高基层体育教师专业素质和师资力量，增强社团群体活动。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格局已经发生改变，文化知识是必需的，没有文化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上海市教委体卫艺科普处处长王从春说，“再加上现在独生子女多，之前是经济条件不好，送孩子去体校之后也会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经济发达了，只会体育的人就业面太窄了，并且传统体制下的体育人才成材率太低。”
据了解，如今体育和普通中学生结合最为紧密的高校招生上，在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方面，采取的是“8+2”，国家规定8项，地方定两项，“对篮球方面并无太大影响。”可上海拥有的超过70所高校中，仅有上海交大、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和工程技术大学四所院校有资格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可以单独招生。
“这个面还是偏窄，因为还需要从高中涌现出有天赋、有潜质的高水平运动员，这样的成才之路才是健康的，但这几年看来还是难，还是需要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改革。”王从春说，尽管上海走在全国体教改革的前沿，但还是受限于改革的方法和方式，以及力度等体制方面的问题。
“其实在实践的过程中，现行体制下的体育人才牺牲率太大，风险太大，毕竟作为教育从业者，你面向的是更广阔的受教育群体。”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副主任、教授赵文杰说，“现在最多的情况是，读书也读不好，运动也上不去的情况，这绝不是教育和体育育人成才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从更高层的体教结合上下功夫，但怎么搞、如何搞、搞什么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上海交大是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的大户，刘国梁(微博 博客)、丁俊晖等多个世界冠军曾在此就读，而其最高的学生，正是中国篮球的代表人物姚明。据悉，上海男篮(微博)队长刘炜也即将会成为交大的未来高水平运动员学生。“我们嘛，当然欢迎社会影响力大的学生的参与，一方面符合政策，再一个现在学校都注重社会影响嘛。”赵文杰说。交大并非特例，中国多个名牌大学都有各自的体育圈“名人校友”。
“其实现在大学也跟这整个社会一样，急功近利，招一些有名气的运动员来提升自我。”这其实跟高校招生的初衷相悖，“但你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会发现这些人还是挺有灵气的，虽然在文化基础上有所欠缺，但他们在更为实际的待人接物及处世之道上，比那些科班出身的普通大学生，更具备社会经验。”赵文杰说，他曾给前乒乓球世界冠军丁松以及游泳队、帆船队等学生上过课，“说得明白点，就是会做人，某些情商更高，在社会上很容易被接受。”
话又回到体制，其实体制也有自身的好处，比如说，给运动员大学生们上课，都需要专门指派教师，挑选特定的课程，甚至还专门另找时间到运动员的基地去单独“开小灶”，这笔额外的费用，就由体制内的高校自身消化了。但这笔支出费用该属于体育总局还是教育部，一笔糊涂账，都由教育部埋单了吧。
而就像本版前文广东青年队教练王怀玉所讲，如今的孩子有着各种各样“新鲜”的伤病，这其实也是全国的老情况了，此前，中国中学生体检报告就在社会上陆续引起争议，适龄学生的综合体质，反映出中国现在青少年的体质，并且和职业运动员相符。
时代在飞速发展，但在理应和时代同步发展的青少年教育以及体育机制，却没有出现同步发展，两种制度背离了开展的初衷和孕育的土壤，这并非是如今某个行业的某个从业者能回答或解决的事情，这是这个国家政策改革者需要解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