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4月25日体育专电（记者史春东、李铮）针对正在审理的足球贪腐案，成都体育学院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郝勤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职业足球轰轰烈烈十来年却落得个“一地鸡毛”的尴尬境地，值得深思。要抓住足球腐败案审理的契机，从源头上对中国足球、中国体育深刻反思。
体育仍需强力改革
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古希腊创造了“业余运动”的模式，即体育运动不与商业、物质利益挂钩。
顾拜旦在复兴现代奥运会的时候，坚持的也是“业余”原则。然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进行了改革，将商业化引入奥林匹克，将职业运动带入竞技体育。
而新中国体育走的是专业化道路，介于职业和业余之间。一方面，它以体育作为职业；另一方面，又以为国争光作为理想。从时代发展来考量，中国的专业体育曾与计划经济是一个整体。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下的体育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那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就选择以足球等项目为突破口，将体育推向市场。但是，中国体育并没有在体制上、制度上和基础上做好准备。我们现在的体育依然维系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部分模式。
在体育职业化上，中国体育采取的是把专业体育“硬着陆”的方式，即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业足球队、体工队硬生生地转向市场，并没有做好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准备。因此，这些职业化球队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不是市场化的，所以造成后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四川的蓝剑篮球队，因比赛作弊事发后，十年来都萎靡不振。这是因为它破坏了体育的生态环境，失去了公信力。而公信力受到破坏之后，只会让公众认为它卖的是假货，再也没人去看它比赛了。
应当说，足球、篮球等联赛职业化后，不管是制度上还是运动员的心理准备，再到赛事运行机制上来说，中国体育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中国职业足球出现危机后一落到底，振兴乏力——它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的底线，而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使之东山再起极为艰难。
“双轨制”的瓜不甜
中国足球深层次的问题在“双轨制”。中国体育军团可以在奥运会上拿许多金牌，但是仍旧没有找到适应市场化和职业化需求的路径。这也是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他们的悲剧——他们本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但做的却是市场化体制的事，这样就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错位。
对谢亚龙的身份而言，他到底是一个公司的CEO呢，还是国家公职人员？他应该服从谁的利益？当年谢亚龙上台，为了保奥运出线权就牺牲职业联赛的利益，就可以不管职业体育赚钱的需求。这就是身份的错位。
与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路径相反，国外的职业体育是由下而上形成的，政府并不插手具体事务。比如英国最早的职业足球，阿森纳(微博 数据)、切尔西(微博 数据) 、曼联(微博 数据) 等俱乐部都属于某个企业、某个社区，代表某个城市，由企业或是拥护者捐款来办俱乐部。同时，它也是在市场机制下运行，不断进行市场化的竞争和淘汰后，演变成职业运动。
因此我们看到的欧美国家的体育职业，市场化、法制化程度都比较高，大众文化的准备也比较充足，这就给职业运动创建了一个良好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即使意甲(微博 专题) 爆发“电话门”丑闻危机，尤文图斯(微博 数据) 被降级，但是意甲联赛本身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
深刻的理解才是推动力
为什么牛津、剑桥可以持续一百多年的大学赛艇对抗赛，我们学习借鉴后，却持续不下去呢？中国职业足球的规章制度、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等也是用“拿来主义”，但是为什么没有发挥出真正的效力呢？
足球界发生的腐败事件，本质上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在足球界的集中反应。这不仅仅是足球的问题，还牵涉到道德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所以对足球的治理，不能仅是足协体制的改革。
中国足球的衰败不是因为成绩不好出不了线，而是因为它触及到了竞技运动的底线——公平竞争的原则。
现在不仅是中超乱象不断，甚至连中学生、大学生联赛都办得很不顺利，一比赛总是纠纷不断——或者改年龄以大充小，或者就是买裁判买“雇佣军”，一输球就说是黑哨。
现在我们必须反思，体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体育本质的需求是什么呢？第一是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第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职业体育提供的是体育文化产品，是满足人民群众娱乐需求和情感需求的。第三，发展体育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认识到，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并且应该有勇气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将中国体育彻底转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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