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伟
4月12日，汪成荣(微博)“残奥奖金事件”进一步发酵。这一天，汪成荣在妻子孙英杰(微博)的帮助下，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写出一份文字材料，递交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信访工作办公室。从去年年底被停职，三个多月后，汪成荣走上了维权之路，“这件事总算有人管了，如果信访办给不了结果，我们就准备打官司。”
打官司讲究证据，更讲究法律依据，而基层体育单位契约精神的普遍欠缺，让这档“奖金门”更像是糊涂案。
信访材料中，汪成荣提出了三个要求：恢复工作，恢复名誉，捍卫奖金。
客观而言，前两个要求，汪成荣提得并不过分。因奖金分配存在分歧，进而对汪成荣做出停职处理，青海体工队的做法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咨询过律师，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可能是以‘滥用职权’提起诉讼，毕竟他们让我老公停职没道理。”孙英杰说，“其实，我们特别不想走这一步，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和他们比，我俩非常弱势，只能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至于最核心的奖金问题，汪成荣认为中残联已经在相关文件中明确表过态：奖金归教练员个人所有。在中残联发给青海省体育局的相关信函上这样写道：“你单位田径项目教练员汪成荣的奖金已经打入个人账号，共计149.91万元，请你单位报主要领导阅知，并备案。”
按照这一函件，汪成荣推论，既然已经明确指出下发的是教练员奖金，且打入的是个人账号，因此肯定属于个人财产，自己就没义务上缴单位进行重新分配。尽管如此，这笔钱到底属不属于汪成荣个人，中残联至今未明确表态，这就让事态变得复杂起来。
汪成荣奖金事件，暴露了中国体育契约精神的欠缺，至少在基层单位，这种现象很突出。
在这起事件中，青海省体工队占据更为强势的一方，其态度也很明确：先交钱，再复职。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汪成荣是拖不起的，毕竟一家老小的生活还要指望工资来维持，而一旦交钱，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里了。在这个过程中，契约层面的平等对话已不可能，权高一级的体工队完全可以用手中的权力实现自己的话语权。
由于我国体育法没有明确的运动员、教练员奖金分配规定，如果汪成荣真的要诉诸法律，“核心证据，就是要看有无行政文件对这笔残奥会奖金作出规定或约定。”这样一来，简单的奖金分配问题将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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