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奥教练汪成荣(微博)的手就被149万元咬住了。中国人最避讳谈钱，也最喜欢谈钱。避讳谈自己的钱，喜欢谈别人的钱，所以中国体育跟奖金发生的故事总是很曲折、很动人，也很哀怨。
汪成荣的故事，情节上有所创新。因为以往的故事，都是民告官的，这个故事反了过来，是官告民。
当年的马家军风波，也是奖金分配成为导火索，队员们向教练马俊仁提出领取自己的比赛奖金，还有斯图加特世锦赛冠军所得的奔驰车，最后师徒闹翻了，第一代马家军解体，领军人物王军霞(微博)转投毛德镇麾下，并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夺得金牌。第二代马家军虽然涌现出董艳梅和姜波(微博)等一批新星，但伤了元气的马家军渐渐淡出世界田坛。这个故事还有续集，那就是王德显与昔日弟子孙英杰(微博)等的奖金纠纷，又一支中国女子中长跑团队被奖金打败了。
没被奖金打败的是中国跳水梦之队，于芬状告周继红(微博)奖金分配有猫儿腻；但领钱的签名核对了，账单也查过了。钱数上没毛病，至于奖金分配比例的合理性，那是文件和条例上的硬伤，与周继红无关。于芬没告赢，中国跳水队吞金势头不减。
不管是民告官，还是官告民，奖金风波反映出的是中国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上的先天缺憾。在体制内享受着国家培养的待遇，在体制外拿着丰厚的奖金。再缜密的文件，再周全的条例，也难在国家培养和个人努力与市场回报的比例上找到精准的平衡点。古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国家现在有钱了，奖金丰厚了；企业也发达了，出手大方了。当奖励的基数越滚越大，那么患不均也会越放越大。汪成荣的149万元，就是这样惹上麻烦的。
今年是奥运年，也是中国体育界发奖最丰厚的年份。一枚奥运金牌牵动着国人的心，也牵动着国内各个领域的钱匣子。体育总局奖励、各省奖励、各市奖励、各县奖励、各乡镇奖励，然后是企业奖励、赞助商奖励，还有香江“黄金游”——每个奥运冠军都能在香港得到超级大红包。
钱多的地方，就会有故事，尽管我们不希望汪成荣的故事会有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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