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新
2003年的龚建平，涉案37万，被判10年有期徒刑。2004年，龚建平病死狱中。
2012年的陆俊，涉案81万元，被判5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而曾被喻为集中国最大的“金哨与黑哨”于一身的陆俊在法庭上表情沉稳放松，并微笑着对家人招手，令人印象深刻。有记者调侃：算上已经关在看守所里面的两年，如果陆俊表现好来个提前释放，兴许还能赶上执法2014年巴西世界杯。
前后弹指十年间，龚建平和陆俊等黑哨的判罚反差巨大，难免舆论一片哗然之声。按道理来说，法律虽然有一定的弹性，但不至于出现如此程度的倒挂，这样法律岂不成了儿戏？
事实上，当法律不够健全时，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比如龚建平；当法律不断完善时，人们也必须要面对心理期望值与法律的偏差———从这个角度来说，陆俊等人既是法律的惩罚对象，又是法律的“受益者”。对于裁判受贿的量刑，关键在于其定性到底是“国家公职人员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公职人员受贿罪”，前者的性质要远重于后者。
2003年龚建平案引起了广泛争议，对于裁判这一职业是否是国家公职人员，在法律上处于空白。最终他的定性由“商业贿赂罪”变为参照“公职人员受贿罪”量刑，属于“重判”。2006年刑法修正案通过，对裁判这一职业的性质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国家不给他们发工资，属于“非国家公职人员”。这一定性的改变，让陆俊等黑哨受益匪浅，否则如果参照龚建平案的量刑，陆俊恐怕要在牢狱中度过余生了。
然而即便陆俊按照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以“非国家公职人员”身份量刑轻重是否得当也值得商榷。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可以看到，陆俊受贿81万，属于“特别巨大”的情节了，量刑却仅仅比5年的下限略高，难免引发人们的质疑。
如果中国反赌打黑只是吆喝声大、板子打下来轻飘飘，将导致中国足球违法成本还处于一个低水准，法律对他们的惩戒作用远不足以让他们起到足够的敬畏之心。犯罪成本低，收益却高，那么假球黑哨将难免在球场上死灰复燃。
当年龚建平被投入狱中时，作为中国第一个被抓的黑哨却迎来一片同情声，中国足球反赌打黑的倡导者、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都为其喊冤：“龚建平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他不应该是第一个受法律制裁的受贿裁判，更不应该是唯一的一个！”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他不是最“黑”的；二、他是代整个中国足坛的黑哨这个集体受过；三、他是黑哨中第一个坦白的，反而获罪。
从龚建平到陆俊，不仅有“国家公职人员”和“非国家公职人员”的定性反差、量刑轻重的反差，还有一个重要反差就是龚建平有主动自首、交出赃款的情节，而陆俊等人没有。这给人们一种“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畸形感觉。从板子重重打到龚建平身上，到审判陆俊等人时宽松量刑的感觉，中国反赌打黑似有“前面 雷声大，后面雨点小”之嫌。
反赌扫黑最后的大鱼还未出台，对于南勇、谢亚龙、杨一民等人，其身兼两种身份：足管中心领导身份属“国家公职人员”，足协领导身份属“非国家公职人员”。以哪种身份对其进行判决，将最终体现中国反赌打黑的决心和法律的尊严。
蒙娜丽莎的微笑，没有人知道她的深意。陆俊的微笑，则是公开的秘密。如果南勇、谢亚龙们最后还能笑得出来，那么中国足球就实在笑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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