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在中国足球上空的迷雾被一层层拨开，不同人感受着不同的心灵冲击。
旁观者或惊诧于罪恶持续的时间之久，居然横跨了两个世纪；或感叹牢狱之灾带给人的沧海桑田的巨变，曾经的意气风发与今天的衰老愁苦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反差；或仍然在猜疑，究竟还有多少案情将大白天下；或暗自庆幸，能躲过这样的一场大审判自己得有多么幸运。
但无论感受如何，我相信，善良的人总是希望这会是中国足球一个新的起点。又谁还愿意在这样悲催的命运里苦苦煎熬呢？
可在新的一页展开前，如果我们对过去的经历仍缺乏足够反省，指望着一场惊天审判就把中国足球保送到美好的明天，那将是多么的愚昧和自欺欺人。
在球场上，中国足球已经付出了太多失败的代价；在发展上，中国足球付出了太长的时间代价；在个人上，中国足球已经让50多人付出了刑罚的代价。
所以，我们有必要返回到历史的长河，去审视我们在每个阶段犯下的每个关键错误，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来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当年的红山口。那一次的历史性决议把中国足球推向了职业化改革的快车道。反思当年的决策，改革的决心至今令人钦佩，改革的力度之大也前所未有，只是具体到改革的方案就显得笼统而冒进。让体育竞赛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让金钱呼啸着进入中国足球，那一定是一个高风险的尝试，没有了配套的监管和保障，等待中国足球的或许只能是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因为危机迟早有一天会爆发，只不过早晚的问题。
在这样的危险里，中国足球奋力前行。1995年的成都保卫战成了又一个埋藏祸根的关键事件。或许当时人们太想保住难得的那块金牌球市，或许面对职业化，人们对足球的理解还过于肤浅。提出“保卫成都”的口号，实际上就等于在向公平竞赛的原则发起挑战。而一旦这个足球的底线被突破，那在足球场内外，大家就可以完全的肆无忌惮了。既然成都可以保卫，上海为什么不能保卫？广州为什么不可以保卫？一个甲A或者中超的名额为什么就不能保卫？
在这样的逻辑里，1997之后的中国足球开始失控。遗憾的是这个“逻辑”没有在当时得到有力的清算。
1998年的甲B，1999年的“渝沈之战”则是这个逻辑的自然发展。而就在这个关口，当时足协的懦弱和自私让中国足球再次和自我拯救擦肩而过。其实，就我所知“渝沈之战”发生后，当时的相关领导也曾动了一查到底的杀心，可是，最终历史还是顽强地沿着错误的逻辑走了下去。机会，我们不仅错过了机会。机会也包含了成本和利息，于是更多的人和这个行业都只能付出更大代价，连本带利，不差毫分。
1999年之后，这个行业的风气彻底败坏了。既然犯罪可以高枕无忧，既然不法手段可以带来理想的收益，谁还愿意停留在法律的边界之外呢？
不过，历史有时也是宽容的，它在2001年又一次把机会奉送到中国足球面前。龚建平案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次风暴一样。偏偏在关键时刻，中国足球又一次偃旗息鼓了。而这一次，几乎是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与此同时，历史震怒了，它要用自己的方式开始惩罚！因为就算再健全的肌体也禁不住经年累月的腐蚀，何况中国足球本来就是病体缠身。连续的失败只是表象，民众的愤怒也只能是发泄，但失败刺激的不只是民众，愤怒可以逐渐传递。
风暴终于刮起。
但，罪恶的逻辑是否也会随之坍塌呢？这是历史对中国足球的再次拷问。能否给出正确答案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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