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像是站在历史的拐点，它叫管办分离。很多人兴高采烈，忙碌着向旧时代挥手告别。
其实，管办分离是个陈旧的概念，其逻辑起点，是对政商一体足球模式的绝望。自职业化伊始的1994年以来，中国足协一直扮演着管理和经营双重角色，这既有违现代社会制度，同时更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堕落灾难。2004年，足协遭到投资人的集体围剿，而后者的核心诉求，即是管办分离。在阎世铎厉声宣告“中国足协永远是中国足球的领导机构”、并对G7“斩立决”后，管办分离成为一个敏感词汇。以徐明为代表的投资人，始以应付性的游戏心态，来逃避现实。
阎世铎们的如意算盘，是一门绝学，比跷跷板更难拿捏，足球既不能过度市场化，又不能过度行政化。但一个非驴非马的玩意，机体衰弱甚至崩溃，正是其无可逃脱的宿命。将近十年后，管办分离被自上而下强力重启，是对G7革命的反正，但事过境迁，这一外科手术能否挽救中国足球，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管办分离的内核是足协不再参与经营，而专务行政管理。如此，目前的足协机关必然会被分拆。
其保守方案，是未来负责联赛运营的实体，属国有公司，至少是国有控股公司。按惯例，此类公司与足协脱钩后，将是比足协低半格的副局级单位。这样的分拆，就像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之于工信部，折腾了半天，公司还是官办机构，行政血缘挥之不去。若无垄断优势，存活都很困难，更别奢谈效率与利润。当然，足协会乐观其成，多派生出一个副局级单位，多一堆领导职位，解决了僧多肉少的级别问题。此前体育系统的体制改革，最终就变成了一场衍生行政岗位的大跃进，徒增行政成本。
比较激进的选择，是成立由投资人组成的职业联盟，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来运营联赛，G7革命借尸还魂。如此，即可聘任职业经理人出任CEO，川渊三郎、二郎、太郎什么的，就真正有机会来推销日本足球的精髓。但是，在国进民退的时代背景下，很难相信足管中心会甘愿退出“办”的舞台。而且，就算特事特办，投资人梦想成真，但联赛被资本家攥在手里后，球员作为另一主体，其权利如何保障，就成了更大的难题。除非允许组织职业球员联盟，与资本家互相制约。但这，是一个多么奢侈的愿景。
第一个方案，充乎其量，不过是中超公司的翻版或升级版，就算有政策优势、资源优势甚至垄断优势，其德性也早已领教，不必重蹈覆辙。而第二种方案，将大大突破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一旦成为现实，必将成为超出体育界的改革突破口。我不敢相信传言，更无意追风附会，只想弱弱地问一句，制度设计者们真的拿到了尚方宝剑？是与否，大异其趣。
事实上，管办分离即使施行，在可预见的未来，比如十年甚至更久，也解决不了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中国的事，任你市场机制吹得山响，最终还是难逃权力二字一锤定音。任何蠢人都可以草拟出蓝图，但把蓝图变为现实，则只有比铁还硬的权力才最有效率玉成。将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升至国家战略，与“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并列，并作为对各级体育官员考核的刚性指标，问题将迎刃而解。
诟病权力的介入只是书生意气，利用权力办好足球的事，才是足球人，包括足球媒体人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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