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公安部证实，在侦办涉嫌利用足球比赛贿赂、赌博系列案件中，公安、检察机关多渠道获取对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等人涉案的线索和举报，目前已对谢亚龙等人立案侦查。
这是今年1月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足管中心一、二把手南勇和杨一民等人“出事”后，时隔8个月，公检机关在足坛反腐行动中迈出的又一大步。
谢亚龙等人落网，突破了大众“点到即止、挂一漏万”的揣测，也让人清晰地看到，公检机关正以穷追猛打的姿态，顺藤摸瓜地将足球反腐推向纵深地带。人们所期待的“大鱼”，或许就要冒头。
然而，中国足协前后两任“一把手”相继沦为阶下囚，我们无法只顾拍手称快，心中更有莫大悲哀：南、谢等人身居要职仍争相腐败，中国足球岂有不败之理？！
看这伙身陷囹圄的中国足协要员：谢亚龙、南勇从2005年起共事，前者当足管中心主任，后者做党委书记，直到2009年南勇接替谢出任中心主任；而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至今，蔚少辉、张健强、李冬生三人，相继把持了足协裁委会的工作；足协“元老”杨一民从1994年起就负责职业联赛的全面管理。
5年工夫，两任足管中心一把手落马；16年上下，裁委会三位负责人无一“善终”。从南勇、谢亚龙等人“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可以判断，这是时下司空见惯的又一个权钱交易的系列窝案———当权者利用管理国内联赛的机会，收受来自俱乐部或个人的非法贿赂，又通过控制裁判员委派等，达到操纵比赛结果的目的。这个过程的每一道程序都是封闭运作、不足为外人道的。
因此，中国足协管理层的腐败，根子就在于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令“一个人说了算”的决策比比皆是、一小撮帮派“权力寻租”肆无忌惮。
十分讽刺的是，这些掌权者的履历大多光鲜无比：谢亚龙曾当过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秘书、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还曾是体育总局内最年轻的司级干部；南勇在沈阳体院读书时是公认的好学生、好（学生会）主席，工作后也一度是体育总局最年轻的司级干部；杨一民被捕前兼着北京体育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可是，这些为人师表的老师、出类拔萃的学生，最终相继成为犯罪嫌疑人。如此“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再次证明一个“真理”：坏的体制会让好人变坏，而相信权力占有者的道德自律，无异于缘木求鱼。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这话放到足坛同样精准。若我们仅满足于公检机关的“超时行动”，只扫除掉过往的污秽，却不趁机建立一套合理制约权力的现代管理制度，“前腐后继”的闹剧将不可避免地重演，有关机构将为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疲于奔命。中国足球也将一直在欲振乏力的状态下，水中捞月一般奔向虚无缥缈的明天。
汪 晖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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