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顺，正躺在成都市第三医院的病床上，眼睛蒙着纱布，这个效力于沈阳东进的年轻人，是中国足坛三十五天内连续八起球场暴力事件中众多受害者里的一个；他也是继班古拉之后，又一位可能因足球暴力丧失光明的球员。
然而，这场发生在成都的事件不是孤单的个案。在假球和黑哨暂时蛰伏的背景下，球场暴力，像瘟疫一样，正裹挟着2010年的中国足球。京津双城记，从来都是一部辱骂与恐吓的战斗史；杭州人与上海人，素以崇尚君子动手不动口的人生哲学而闻名，但双方球迷也赶在举国哀悼日前夜打了一架；而随后郑州发生的严重球迷骚乱，更是惊动了国际社会。
多年之前，中国足球流行过一句名言：“我们没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但有世界上最好的球迷”，这句话，当年很凤姐，今日，很统计局。事实是我们连亚洲最好的球员也没有了，只在一条战线上直追足球底蕴悠长的英格兰———批量出产操着各种方言的“足球流氓”。
根据西方传媒的一般定义，足球流氓是指那些在足球比赛时，通过一些暴力行为发泄的人。其中，以英国产的最为驰名。英国警方的调查显示，足球流氓的行为大多是心理因素所致，例如家庭关系破裂，发泄不满等。专门研究足球流氓的心理学家沃尔格雷夫则认为这是种族主义和右翼狂热主义的表现。但英国乃至全世界的足球流氓，大多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他首先是个足球迷，然后才是足球流氓。而在中国足球这里，此前提往往是不存在的。在越来越多关于中国足球之黑幕被白纸黑字的今天，我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热爱足球的球迷还会选择每个周末买票进球场看那种近似足球运动的中国足球联赛。
所以，倒是西方心理学派定义的“足球流氓是被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反抗”更适合解读中国足坛如今汹涌的球场暴力事件与背后的人群。广场式的人群聚集，容易催生个体心中虚幻的强大感，作为个体，他可能只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最懦弱的人，但在人群中，他却会做出极端冒险之事。这一人性的特点，无论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还是古今中外的一次次广场政治中，都有过无数的真实案例。
我无数次在赛场中见过这样一个球迷群体，他们看球的全部乐趣只在于为每一次吹罚主队犯规高呼“黑哨”，并且率先投掷矿泉水瓶，他们在周围人群的注视下享受到极大满足，那一刻，他们将自己幻想成为向黑暗势力掷出手榴弹的战士。其中的极品更是会一边面带笑容，一边施展暴力。
每每说起足球流氓，很容易想起遥远的“5·19”。但时代早已不同，相似的场景，讲的已不是同样的故事。25年前愤怒的种子还可以归结于自由与爱国情愫，而今天怒火的燃料主要是荷尔蒙与社会转型期的积怨。换言之，当年是因足球而暴力，今天是借足球行暴力。
回顾历史，现代足球与足球流氓现象都起源于英格兰工业革命的大时代，而今天的中国，也正处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节点。越来越频发的球场暴力，其实透露出现实社会中焦躁不安的情绪。在一个生活压力越来越重，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与讲理的通道越来越被阻塞的社会转型大时代，无论承认与否，暴力与对抗滋生的温床都一样存在。
贝利说过：足球是美丽的运动。而今时之中国，足球几乎等同于“丑陋、野蛮与血腥”。我反对以暴力达成哪怕是正义的目的，但现实，总令人沮丧；如果我们无法回避时代，那么唯一可做的或许只有谨记古训“父母在，不看球”，珍爱生命，远离中国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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