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制造者
毕业后，长大了的桑兰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处处维护自己权益的较真者。
回国后，在当时的残联主席邓朴方帮助下，2002年9月，桑兰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北大，所有人都说这个小姑娘“很能吃苦”，有时连续三四个小时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她的腿会因为抽筋向前踢，会直直地挺立在那里，抽搐。好友林楠特说，看起来让人心疼，但桑兰自己还安慰同学们说，“没事，让它运动运动挺好”。
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徐泓教授的眼里，桑兰虽然学习基础较差，但总是“精神饱满”。
毕业后，长大了的桑兰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处处维护自己权益的较真者。
去年9月，桑兰曾经在博客中谴责自己的保姆小杜，批评家政行业，并一度把保姆的私人信息公布在网上，引来了汹涌的批评声；2008年11月，桑兰乘坐飞机抵达后，需要等候自己的轮椅，引起了等候继续乘坐同一架飞机的乘客误会，大骂她“耍大牌”。桑兰也坚持发出各种批评，比如，自己家小区的无障碍通道被占用、首都机场的无障碍停车位管理失当，等等。
很多人越来越惊讶于桑兰主动维权的变化，毕竟之前，运动员总被强调“纪律性”。桑兰也记得，她在国家队时，宿舍门上贴着“请勿串门”。
“听话不听话难道应该是评价运动员的标准吗？这是什么标准？”桑兰的经纪人黄健说。
有人把桑兰的种种举措归咎于她“耍大牌”，也有人认为，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和男排伤残运动员汤淼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桑兰的锋芒，让桑兰有“危机感”而心理失衡。
但体育经纪人崔琳娜认为，桑兰就是性情中人，虽然有时候会“挑刺”，性格比较直，“没什么心机”。
桑兰还爆出了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年《华尔街日报》通过采访得知我在北京暂住的地方条件太简陋，报道称我不该被得到这样的‘照顾’。”结果很快就有电话来“教训”她，“你怎么不如实说啊，我们都对你照顾得很好啊，国外媒体怎么瞎报道”，还让她去指责这个记者。
如今桑兰在微博(http://t.sina.com.cn)里抱怨“体操队12年来对她不闻不问，每年的体操队春晚都没人邀请她参加”。
而与之对应的，一位体育媒体编辑撰文透露，“体操中心有人对我埋怨说，‘这个桑兰忒不懂事，想搞事’。”
“不是一个吉祥物”
北京队的一名体操运动员承认，桑兰事件后一段时间，自己几乎天天做噩梦，“体操队里，‘受伤’二个字都很少有人提，就怕对小队员有不好的暗示。”
即便到现在，桑兰强调她仍然热爱体操，“那份感情割舍不了”。但想要回中国体操队的场馆去看看很难，她至少不是一个“吉祥物”。体育经纪人崔琳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体育圈，尤其是那些高危行业常常很迷信，比如“戴金不带银”，比如男足出征前不许女人上同一辆车等。
桑兰受伤后，有体操队的领导曾经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宁辛抱怨，“你们别再报桑兰了，都没人练体操了。”
一位长期从事体操行业报道的记者说，北京队的一名体操运动员承认，桑兰事件后一段时间，自己几乎天天做噩梦，“体操队里，‘受伤’二个字都很少有人提，就怕对小队员有不好的暗示。”
不提起不代表不会发生。2003年7月，喀麦隆体操选手阿里姆·哈桑在比赛中头部着地，颅骨骨折后不治身亡；2004年7月，德国体操运动员鲁尼·茨梅尔在进行自由操空翻两周时摔落，颈椎骨断裂、脊柱损伤，最终全身瘫痪……
“每天都玩命似的，飞来飞去，落地落不好会什么样，不敢想，”桑兰的国家队队友孟菲说，“这个圈里每年都有受伤的，想多了谁也不敢练，不能钻牛角尖。”
2007年6月，中国全国体操锦标赛上，浙江队选手王燕做高低杠“后屈两周下”时头部朝下摔落，颈椎骨折，一度被人们称作“桑兰第二”，但幸运的是她后来恢复较好，能够直立行走。
国家体操女队主教练陆善真事后谈王燕受伤时，曾表示希望不要片面地把体操“恐怖化”，“只要是竞技运动，就很难避免伤病。意外在哪个领域都会发生，人走路，也会有意外。相对体操，赛车和跳伞更危险。”
但所谓“金牌险中求”。体操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练的人并不多，但在北京奥运中，中国体操队收获9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17.6%。
12年，在总是微笑的脸孔背后，她受的苦、她的委屈、她对生活保障的焦虑无可避免地扭成了一个郁闷的心结。于是她要打这样一场官司。要经济赔偿，也要一个说法。
国家体操队并未对桑兰的“官司”作出任何回应。实际上，自从今年2月，国际体操联合会调查中国队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年龄作假事件后，中国体操队与国际体联的关系正处在非常微妙的时期，桑兰的官司将使一切更加复杂。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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