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寒冰报道 当阿根廷带着0比4的耻辱性溃败回到国内，依然受到英雄般的欢呼，哪怕迭戈自己都觉得羞辱不肯接受总统的接见，但从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动情的眼泪和球迷们昂扬的呐喊声中，你都可以体会到，即便是失败，马拉多纳依然是阿根廷人心目中无法动摇的寄托。
漂泊气质下的一场迷梦
印第安和黑人族群、文化是整个拉美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阿根廷不是这样。阿根廷拥有一个国家，但他们并没有拥有一个民族，或者说一种主流的国家归属感。早在193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已拥有600万人口，号称南半球的巴黎。但这里只是一个暂时的移民之都，50%为意大利裔，45%西班牙裔，剩下的5%由法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黎巴嫩人、德国人、瑞士人、威尔士人和犹太人组成。如今，85%的阿根廷人源自欧洲，印第安土著人仅占2%。
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叫做阿根廷的民族：作为一个阿根廷人而不是西班牙人、法国人，或者意大利人，这无疑会带来缺乏一种归属的漂泊感，这种强烈的情绪尤其在大城市中根深蒂固。20世纪初期，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欧洲人发达的产业和优越的生活方式。自己身为欧洲后裔却地处另一块大陆，位于世界的角落，这种复杂的欧洲情结始终伴随着他们，使他们逐渐产生了与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格格不入的性格：他们觉得自己与欧洲才是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他们一直生活在特别的精神分裂状态，他们是典型的西方人，自高自大目无他人也无规矩，还颇以能超然于规矩外而自豪。正如阿根廷人自嘲地给自己下的定义一样：“一个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在四围英国式的维多利亚建筑前说着西班牙语，脑子里还想着法国。”这种优越感一直伴随他们进入20世纪末，国内经济危机四伏时，优越感逐渐成了严重的社会疾病。这种病态的潜在危险在几次经济危机中爆发出来，彻底粉碎了阿根廷人自以为居身世界经济、文化大国之列的迷梦。
阿根廷的经济始终起伏不定，这里的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明知不够现实却充满着幻想的世俗偶像身上。过去80年，阿根廷就是一个在不停地寻找世俗偶像的国家。甚至连独裁军政府都深知世俗偶像对民众的重要性，铁尔加里军政府不计代价地承办并夺取1978年世界杯，就是为了借此让阿根廷人摆脱现实的痛苦，继续他们的独裁统治。
尊严缺失下的深层寄托
纵观作为阿根廷民族与文化气质象征的四位世俗偶像，人们都能从中找到很多在其他国家几乎根本无法成就偶像的共同点：瓦伦蒂诺、贝隆夫人、格瓦拉和马拉多纳，毫无例外地充满着背叛和争议气质。瓦伦蒂诺身处好莱坞标榜主流价值的黄金时代，却以模糊性别，融合双性之美为个性，集罗曼蒂克与淫荡、狂热与高雅于一身。贝隆夫人是私生女，在首都以探戈为生，实际是不堪为人道的流莺。她是麻雀变凤凰的典型，却始终铭记自己的麻雀身份，呼风唤雨贵为总统夫人，仍以劳工阶层为自己的根基。切·格瓦拉出身名门，却是上流社会的掘墓人，毕生被哮喘病困扰的切代表着那个时代大多数阿根廷人的气质：作为医疗措施贫乏的代价，哮喘是过去100年阿根廷人最习以为常的疾病，犹如套上一副无形的枷锁，痛苦几乎都要伴随终生。马拉多纳更是如此，他来自巷陌和三位前贤一样才华横溢，却始终摆脱不了争议和性格的缺陷。如果说瓦伦蒂诺、庇隆夫人和格瓦拉已是消弭在半个世纪前的历史，无法为当世阿根廷人所切身体会，经历过1970年代石油危机，独裁暴政和马岛战争的马拉多纳，就是无可争议的当代阿根廷历史的活标本。阿根廷人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属于自我的全部气质：哪怕他性格乖戾，嗜毒酗酒，但他具备着阿根廷人与生俱来的叛逆气质，他永远是站在穷人这边。
更何况，与前三位一样，马拉多纳的确曾征服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于过去60年都不曾有过任何辉煌回忆的阿根廷人而言，马拉多纳是他们唯一值得骄傲的征服者。被三次经济危机折磨殆尽的尊严，阿根廷人在马拉多纳身上重新找了回来。因此，对他们而言，马拉多纳不是一个简单的偶像，他是无法定义的图腾。就像瓦伦蒂诺、庇隆夫人和格瓦拉一样，他们传递出来的草根情怀、叛逆性格，才是阿根廷人最深层的精神遗产。
命运危机下的唯一解药
并不是每个阿根廷人都认为足球是这个国家精神世界里的第二要义，如果第一要义是天主教义的话。激进的社会学家批评人们对足球的痴迷是精神麻痹，是试图逃离社会现实，就像当年他们批评探戈舞一样。但现在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就连探戈舞每年都能为阿根廷带来超过4亿美元的收入，至于足球，阿根廷人也不再只是将它视为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产业。对于各行业都处于严重危机的这个国家而言，足球反倒是最有希望保持增长的少数产业之一。当然，更多阿根廷人从足球产业里能看到的，和其他产业一样：远远落后于他们源于并始终向往的欧洲。因此，他们更多关注的还是精神本身，当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无法把握或改变自己命运时，足球是唯一值得希望的可能性。
不仅仅是阿根廷人，对于大多数人类而言，经验主义是精神寄托最大的宿主之一。马拉多纳曾带领阿根廷足球走向世界的巅峰，那么经验上讲他就有第二次可能。球迷们抱有希望，他们当然知道这希望实现的概率非常有限，但总比没有希望要好。特别是当整个阿根廷社会被绵延十余年的金融危机折磨得毫无生机，也就剩足球还能给普罗大众一点生机。相比更加多变的社会，足球带来的是最快的精神愉悦。至少，这种短暂的快乐能够迅速让他们摆脱痛苦，而且效用比更加花费金钱的毒品还好。
依靠阿根廷军政府动用将近1/3的国库，在本土依靠行贿操纵才得到的世界杯，当然不如马拉多纳在墨西哥城完全依靠一己之力得到的世界杯，更值得阿根廷人铭记。马拉多纳是阿根廷人在格瓦拉之后，唯一一位真正的世界级人物。再没有谁能比马拉多纳，更适合成为阿根廷足球传统的代表：一种与生俱来的城市流氓主义气质，对所有既得利益者和上流社会的不屑，混乱的性生活，有过犯罪的前科，如有必要，会毫不犹豫地耍诈、欺骗或者动刀。
秩序对抗下的顽固个性
阿根廷并不缺少球星，但缺少一位能像马拉多纳那样身上每一寸肌肤都透着典型阿根廷下层社会气质的图腾式人物。毫不客气地讲，阿根廷也从不缺少流氓气息浓郁的球星，但他们都未能像马拉多纳一样征服世界杯。1994年马拉多纳的禁药风波和意外出局，对阿根廷足球和社会的打击，堪比3年后的金融危机。因为这是阿根廷自1940年代就开始的足球社会化和官方化最惨重的失败，它意味着1986年的成功被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箱。这是阿根廷普罗大众赖以希望的庇隆主义、足球理想和国家精神三位一体时代的终结。阿根廷整个国家都为此付出了长达10年的时间，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还没有完全消退。那个属于阿根廷足球的黄金时代就此一去不返，甚至他们连货真价实的奖杯都未能夺取———1993年以来，阿根廷足球未能在任何一次洲际大赛上捧杯。于是，欧洲国家普遍敷衍了事的奥运会，成了阿根廷人仅存的寄托。两个奥运会金牌，当然也无法弥补这个国家甚至连美洲杯都无法攫取的遗憾。
而选择马拉多纳，也意味着阿根廷民众依然坚持着自己曾经坚持的传统，一种必须坚持的个人风格。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无数次上演的情景一样，阿根廷不需要严密的战术纪律和只求不失球的保守主义，那被认为是巴西人阉割了个性和尊严的妥协。最终，这种妥协也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于是，马拉多纳就和阿根廷人顽固坚守的探戈和足球一样，被作为一种精神图腾保留了下来。阿根廷人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们的球队仍然是这个最能代表阿根廷国家精神的流氓带队，虽然他遍体鳞伤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但追随者仍然相信他能在下一次战斗中取胜。
因为除此之外，阿根廷已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信任。（足球-劲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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