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出身的韦迪果然功力深厚，仅仅在过去的一周里他就两次偷换概念将媒体和中国足球人带进了一个又一个误区。他的一句“我不怕被叫做韦举国”一下子将所有反对他国字号打联赛的提案人们带到了“举国体制”的对立面上。似乎反对国奥打中超就是反对“举国体制”搞足球。而他又一句“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请拿出更好的方案说服我”再次偷换了概念，他将中国足球的发展与国字号的成绩（特别是近4年的成绩）巧妙地画上了等号。
需要说明一点是，举国体制肯定能帮助中国足球发展，这是一个足球圈内大多数人的共识。我们只是不希望举国体制被人绑架成为某些人政绩工程的服务工具。别说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案，举国体制本可以为中国足球做出更大的贡献。
举国体制与足球的结合点
能够在奥运会上给一个国家带来51枚金牌的体制必然有他的优越性，奥运会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也都在学习中国的举国体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也表示中国体育将继续坚持举国体制。但具体到足球，如何寻找举国体制与足球的结合点？刘鹏在奥运会之后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明确定义过举国体制———即用有限的物力与财力发展竞技体育项目。请注意，这里面没有将目标固定在国字号球队的成绩上。同时他还说，举国体制要与时俱进，显然要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移植举国体制。
其实在2009年，举国体制已经与足球初步找到了一个结合点，那就是青少年足球。经历了14年职业联赛的发展之后，中国足球圈已经认识到举国体制对于足球在发展青少年上更有作用。09年的全运会上，增加U16组比赛，将足球的金牌提高到11块，都是举国体制向足球倾斜的重要措施。值得思考的是，上述的决议出台之后，各方叫好声一片。为什么同样是举国体制与足球的结合，反应会如此不同？这一点绝对值得韦主任自己思考。
中国足球的问题是职业化不完善，青少年足球基础薄弱，而2002年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试图通过一次打鸡血式的豪赌世界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国家足球的发展问题。韦主任在要求别人说服他的同时，也要说服别人，怎么能够保证中国足球不重复2002年豪赌式的悲剧，且不说他的方案能否成功，即使成功又有什么后续的方案来确保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顾及中国足球4年之内的短期成绩，韦迪主任的方案绝对可以说是相当完备的，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如何提高国家队的水平。但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足球的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的政绩工程。举国体制从来不是短期行为，更不是政绩工程，这一点体制内的人会比我们更明白其中的玄妙。如果出发点不同，的确如韦主任所说，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得了他，除非他改变出发点更为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考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