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国奥组队打中甲这一动议所引发的轩然大波，这是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稍微关注职业足球的人，都毫不怀疑，这实在是一个与市场化则相悖离的想法。换句话，任何一个人对此表现得出离愤怒、痛心疾首，一味地狠批痛骂中国足球又一个行政怪胎的出台，都是一件容易的、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这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事实上，中国足球面对的从来都是一个“限制级”的市场环境，而人们却总是喜欢用一种绝对化的市场观，来衡量中国足球凡此种种的措施与政策，足球人在无条件地模仿，媒体人在无条件地批驳。刻薄地说，这是中国足球从职业化走向伪职业化过程中最大的误会。
中国发展经济数十年，从银行到股市到楼市，西方社会的自由贸易与开放的金融体系从来都不过是我们以资借鉴的参照系，有哪一个经济学家可以脱离开中国的政治体制，去妄谈开放？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国企与民营“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转换与更替是固定的主线，但无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国家的控制力始终加诸于上。在每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历史时期，出现过各种尝试与摸索，但风筝放到一定的高度，那根线牵扯的力量也在适时地变换。早到1993年的“沈太福长城集资案”，近到2006年东北国企体制改革的被突然叫停，当某种尝试散发出异样的味道，也就到了游戏结束的时候。
经济如此，中国足球概莫能外。开始于1994年的职业联赛，无异于一种“国退民进”的尝试，事实上，在中国现行社会体制下，它绝不可能谋求到以“职业联盟”为标志的私有化状态，也不可能发展成以欧洲足球为标本的绝对职业化。遗憾的是，中国足球远没有经济领域的悟性，一方面把职业化搞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形神皆失的怪胎，一方面一头扎进了假丑黑的泥潭，把自己整成了臭名昭著的“山西煤老板”。
反赌扫黑，其实不过是对煤老板们的一次认真整顿。而在十几年所谓的足球体制改革之后，崔韦班子的走向前台，实际已经意味着上一个游戏的结束。富于体育色彩的“举国体制”的抬头，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新的“国进民退”时期的必然来临。现在，谁都应该看出端倪了，国奥是不是打中甲，绝不是问题的关键，它更像是一个新旧更替时期的政策符号，争论与不适感，迟早都会摆在每个人面前。如果动议得以实施，那是因为原有的势力在严厉打击下丧失了抵抗力；如果迅速流产，也不过是提议者本来就只把它当成了大动作之前的火力侦察。
纠缠在国奥该不该打中甲的细节问题上喋喋不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中国足球上一个时期几乎被全盘否定的今天，就算国奥跑去打中甲了，也造不成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一个由“煤老板”们造就的市场来说，还去空谈什么“伤害”呢？“举国足球”也许是未来的必然，清醒一点地看，这不是一个什么贬义词，中国又有哪个领域不是“举国”的力量，教育吗？医疗吗？
值得崔韦等中国足球新时期的实际管理者们思考的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历次大整顿与大调整时期，都无时不在体现着“大棒加胡萝卜”的中国式智慧。打，不能打死，整，不能整垮。“举国”之下，如何善待那些围绕在中国足球身边的资本力量，如果保留这个行业起码的活力与市场，需要良好的分寸感。
这时候，智慧比斗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