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故事总是如此的详细，2000年喊着“杀无赦、斩立决”的阎世铎，替换了王俊生。当时的《体坛周报》对阎世铎提出了五点期待：帮助青少年足球发展；帮助女足的发展；打击足球腐败；刺激中国足球产业的蓬勃发展；完善足球管理的制度法规。

    2005年，当阎世铎的世界杯、奥运会豪赌失败，中国联赛彻底跌入冰点之后，谢亚龙就任足协新一期掌舵，媒体给予的期待是：“在整个总局司局级干部无人愿意接手阎世铎留下的烂摊子的背景下，毛遂自荐的谢亚龙，能否避免，在中国足球严峻的现实与上级不容折扣的08梦想之间两头受压、左右为难？他能否完成中国足球固本培元的需求？能否实施一些与其他项目有所不同的市场化改革举措？”

    2008年，谢亚龙因为内忧外困，而被“调岗”。经历了5个月的足协权力真空期后，南勇被扶正。媒体对于南勇寄托的期待是：“中国足球极度深寒的现实需要的不是一位不添乱、不折腾的好好先生，而是一名既有勇于改革开放的意识，又有高度操作技巧和执行力的大家。希望南勇解决的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死结：即国家队越不行就越要牺牲联赛和青少年培养，而基础越薄弱则国家队越不行”……[详细]

    若无意外，韦迪卸任之后，中国足球将迎来“张剑时代”，这位1966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将扛起中国足球的大旗，在上海媒体《青年报》看来，和当年阎世铎的上任颇有相似之处：“足球工作，张剑谈不上是外行，他的“书生”履历，也因为阎世铎的成功，而被总局看重——在总局的角度，阎世铎绝对是成功卸任的，他让中国足球进了日韩世界杯！”。

    张剑曾在在2012年5月的首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上，做了《关于我国足球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的报告。报告以“为何中国能做大事，却在足球这个小领域无法做好”为切入，指出目前中国职业足球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制度设计缺失、管理失误、立法滞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

    “制度设计缺失、管理失误、立法滞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这绝对不是中国足球独有的症结；若能真正做到“转变思想、丰富价值观、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文化培养”，岂止是足球，任何政治、经济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房价、股市、高速公路收费、食品安全、春运、环境污染、城市拥堵.....这些问题都不会形成死结。半年前，张剑对中国足球下了一剂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半年后，几条难题已经摆在了他的桌面上了。

    中国足球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也一直没变：联赛为本，向女足倾斜资源，大力提升青训，完善管理体制，打击足坛腐败。

    张剑的足协路注定不平坦，难怪私下里政法司人员对张剑接班韦迪的决定不解，有人表示：“是不是得罪人了，否则怎么被派到足协呢？”……[详细]

    韦迪上任之时，正是中国足球遍地狼藉之时，时势赋予韦迪的是救火队员的角色。上任三把火，韦迪喊出拟申办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推出三级国字号球队都参加联赛以提高国字号水平的超级昏招，如果说前者只是聚拢人气的大话，那么后者这一有违足球常识的决策则暴露了韦迪对足球的外行。像谢亚龙一样，以外行身份进入复杂的足球圈，都需要一个不短的学习适应期。

    “遗憾”的是，韦迪的拳脚还没有完全展开就匆匆收场，他的足协事业还刚刚开垦就荒废，中国足协向来就是一块不断变换实验方式的实验田。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一样，举措也不尽相同，短期行为代替长远规划，最终结果多半是口号喊得震天响，屁股底下留下一地鸡毛。

    建立科学的行业规划，逐步规范行业发展，建立青少年培养体系是治本之举，这点道理谁都懂。但上级要看你的业绩，上级的上级要看上级的业绩，而这业绩又得是看得见摸得着有数据有指标的。人在仕途身不由己，不由你不急功近利。

     韦迪离去，接任者尽管是“在学识、办事能力和人品多方面有着不错口碑的学院派人物”，但大可不必抱什么期望，因为体制的弊端一点改变也没有，而中国足球的很多问题究其根本都是体制问题。足球无法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就像它的假赌黑一样，只不过是社会弊端在足球圈里的反映而已。中国足球真正的改革或许只能依赖于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否则，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走马灯般来来去去，不过是变换一张张面孔而已……[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