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金”，在过去20年的中国体育界变成了一个高度敏感的字眼。自从中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金牌战略加速发展。一枚金牌，特别是一枚奥运金牌不仅仅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为国争光，还等于巨额奖金，意味着一夜暴富。而关于金钱的纷争、利益的碰撞如影随形。
“体育商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是挡不住的趋势，这必然要求体育资源逐步从国有一家独大的框架内走出来，推动基础设施、训练培训的市场化，用市场化无形之手来调节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格局。惟其如此，此类“所奖”与“所属”之间的纠纷，才能不治自愈。” [详细]
类似事件昭示着体育举国体制下，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频仍已经到了一个非解决不可的境地。该报从汪成荣事件联想到了李娜，“如是一种近乎于盘剥的利益分配，自然会导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强烈对抗。当年的李娜，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脱离了体工队的束缚。”
不过，汪成荣显然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李娜。《渤海早报》站在中国体育的角度建言，“我们应当反思，举国体制之下的体育领域里，旧有的分配方式是否还能适应新的环境？如果不能，是否该进行一次规则的更新？或者更直白一些说，在现行的体育机制下，分配奖励给个人的奖金，是否不应再遵守着潜规则，而应有一个显规则？”在该媒体看来，任何一个领域里，如果利益分配只遵循潜规则，而没有显规则，那么类似于汪成荣与青海体工一大队这样的对抗，就会频频产生。[详细]
与其他媒体看好支持汪成荣维权不同的是，前《体坛周报》社副社长颜强，凭借对中国体育的了解，并不认为此事简单。“汪成荣奖金事件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内的矛盾。矛盾的原因，在于专业体育管理体系内，对于各种奖金收入再分配长久以来分配原则的缺失。如果没有汪成荣的坚持，我们很难知道这个体制本身糊涂到了何种地步。”
体工大队要求汪成荣交纳奖金，是因为他们在坚持着约定俗成的规矩——你汪成荣还是体制内的人，更是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就必然要遵守体制内的规矩，哪怕这样的规矩于法于理说不通道不明的地方实在太多。要推动这样的体制进步，又必须要有汪成荣这样不愿意糊涂到底的人存在。他的专业教练前景，基本上结束，可是没有汪成荣的坚持，我们很难知道这个体制本身糊涂到何种地步。[详细]
人性在金钱面前最容易扭曲，一笔残奥奖金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中残联奖励给汪成荣教练的残奥奖金都不应该引起归属之争。其一，这笔奖金是明确的个人奖，中残联的函件显示，149.91万元被认定为“教练员奖金”；其二，这笔奖金是汪成荣教练被中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期间获得；其三，汪成荣教练和原单位既没有奖金分配协议，法律法规更没有个人奖金归原单位的规定；其四，借调教练员获得个人奖金归个人是惯例。
长沙媒体认为，“在社会越来越开放的今天，人员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频繁，类似的旧有体制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会不断出现。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增强现代契约意识，在可能涉及利益分配的时候都事先签一个协议，相信很多不必要的纠纷都会避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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