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杰(微博)是4月11日抵达北京的，自2008年奥运测试赛过后，她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尽管她十几年运动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座城市南郊的火车头体工队度过。
晚上8点10分的动车，从沈阳飞驰而来。与孙英杰同行的，还有她的丈夫汪成荣(微博)。这一次，他们是来向组织“讨说法”的。跟几年前上一次“奖金门”相比，这次的主角不再是孙英杰，而是她的丈夫。出生于青海的汪成荣也曾是一名田径运动员，退役后当了教练，他带的弟子在北京残奥会上拿到了3金1银的好成绩，怎料日后生出事端。
2011年10月，中残联将149.91万元奖金打到汪成荣的账户上，作为奖励。但汪所在的青海体工一大队则认为这笔奖金不能全归他个人所有，在汪成荣拒交奖金之后，于2011年12月28日对其做出停职决定。之后，汪成荣一直赋闲在家，他表示，自己曾多次找体工一大队沟通，希望找到解决办法，对方一直不予理睬，此后又电话联系青海省体育局，相关领导总是表态“你的事慢慢解决”，但迟迟未见解决的方案。
“被停职后，我老公每天吃不好，睡不着。”孙英杰说。
2009年退役之后，孙英杰就待在了家中，怀孕、生子。空余的时候，她当起了丈夫的助理。北京残奥会后，汪成荣又带了4名残疾人运动员，准备再度冲击奥运金牌。“我帮他制订训练计划。残疾运动员太难带了，有时候订的计划他们不能接受，就得反复修改，熬夜改计划那是经常的事情。”孙英杰说，这还不是最难的，难度最大的，是掌握运动员的思想状况。“他们都非常敏感。举个例子，有个盲人选手，他的鞋带开了，你去帮他系一下，他就可能认为你瞧不起他。很多这样生活方面的小细节，必须摸透他们的心理。”
2010年的远东残奥会上，他们的队员拿了12枚金牌。这让孙英杰感到很欣慰，虽然是无偿劳动，但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
没过多久，残酷的现实就浇灭了她的热情，“我们满腔热血，被浇得透透的。”
“奖金门”爆发后，伦敦残奥会与他们无关了，队员们得知教练被停职，也都回了各自的家中。停职四个多月，这让汪成荣和孙英杰终于失去了耐心。国内体坛将主旋律交给了伦敦奥运百天倒计时，两个退役的运动员也就此踏上了漫漫维权之路。
他们先去了一趟沈阳，那是孙英杰的老家，将1岁半的孩子托付给妹妹之后，就出发了。“停职都这么长时间了，工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都停发，我们就想讨个说法，奖金究竟怎么处理？以后还让不让上班？”孙英杰语速飞快，情绪有些激动，汪成荣一句话还没说完，她立刻接了过来。丈夫显得内向一些，孙英杰仍旧如以前一样风风火火。“我就不理解，怎么有那么多贪得无厌的人？这奖金本来是给个人的，青海多巴基地、后勤人员都拿到了奖金，其他省市也都是这个情况。要求收上去重分的，就只有我们这么一例。”她打算先找自己的“娘家”，“田管中心大部分领导我还认识，虽然这事跟他们没关系，我还是想找他们咨询一下，看具体怎么办。”6年前向王德显讨薪，最终就是田管中心出面，事情才画上句号。
下了火车，汪成荣背着一个鼓鼓的双肩背包，里面装有两人的衣物，更重要的是一沓厚约三、四厘米的材料。两人一前一后走出站台，当晚风很大，孙英杰尽管穿了一件灰色的大衣，但还是感觉到了寒意，她双手抱在胸前，裹紧了衣服。有四个记者前来接站，夫妇二人有些吃惊，但很快适应了陌生的环境。孙英杰感叹道：“很多年没见了，我老公瘦了，我胖了。以前我对总局周边一带很熟，现在也找不到路了。”
实际上，她已经淡出大众视野很长时间。2005年全运会因尿检呈阳性被处以两年禁赛后，孙英杰与教练王德显的矛盾开始爆发，她四处申诉，试图拿回属于自己的奖金。经历了一场场拉锯战之后，此事在2006年底归于平静。此后，孙英杰的父亲去世、儿子出生，生活翻向新的篇章，怎料新的奖金风波又起，这一次，有人要拿走“本属于他们个人的奖金”。弥合的伤疤，又被割开了一道口子。
抵京的当晚，他们就从火车站乘坐地铁，在国家体育总局周边找了一个小旅馆，一晚不到两百元。第二天，孙英杰改变了主意，他们没有前往田管中心，而是在旅馆里写材料，将事件来龙去脉作了一个书面说明。下午，就和其他材料一起，递交给了总局信访办。又有几名记者闻讯前来，他们想一同前往信访办，被汪成荣婉言拒绝：“我们想低调一些，这么多人跟着去，怕影响不好。”
递完材料，他们开始了等待。“我们准备在北京再待几天，看看会不会有什么进展。”孙英杰说。信访办给他们留了个办公室的座机号码，第二天是周五，汪成荣本想打个电话过去问问，两人一商量，最终又改变了主意。“再等两天，估计他们调查也需要一些时间。看报纸上面说，按照程序的话，总局的人还会去青海调查。”
不过在等待的时间里，两人也并没有闲着，他们从旅馆搬了出去，住进了自己的房子。那是位于北京西郊的一处80来平方米的小三居，地铁1号线倒数第二站的边上。2001年，孙英杰在九运会上拿到了一银一铜两块奖牌，她所在的火车头体协奖了这套住房。但直到2006年与教练王德显的官司结束后，她才拿到房子的钥匙。结婚之后，孙英杰一直与丈夫住在青海，他们将这套房子租了出去，月租金是两千多元。房价飞涨，房主孙英杰却从来没提过价。
前些日子，租约到期了。由于分租给了来路不同的三个住户，房子被损毁得很厉害，墙花了，下水道也堵了，电路需要修改。孙英杰盘算着，趁来京的这段时间，将房子好好装修一番，争取下次能租个好点的价格。“很多年不来了，不知道这边的行情，你说3000块算贵不？”对于房租，孙英杰心中有些没底。
除了一张床之外，房子已经搬空。电钻在轰鸣，电话不停的打进来，都是要求采访他们的记者。汪成荣很忙碌，短短几天，他除了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还参加了好几个网站的微博访谈。跟媒体打交道，孙英杰并不陌生，五六年前，她没少接受采访。
“我是火车头体协的职工，来之前领导一再叮嘱，说这事最好不要跟我扯上关系。但我老公失业了，我也没办法不管啊。”孙英杰很无奈。
她的手机，也不时有电话打进来。沈阳的妹妹说，母亲病情不见好转，孩子太调皮，她一个人带不了。
4月19日，在递交材料整整一周之后，汪成荣给体育总局信访办打了个电话，对方的回复很简单：这事总局也管不了，建议找青海省政府信访办。当天下午，汪成荣就坐上火车回了沈阳，而孙英杰则留在北京，盯着房子的装修。他们这样打算：过几天孙英杰也去沈阳，然后他们带着孩子回青海，向省政府信访办递材料。
假如仍旧没人受理？“那我们就只提出起诉了，来之前就咨询过律师，可以以‘滥用职权’起诉他们。”孙英杰没有妥协，她决定继续抗争下去，“他们凭什么理由开除我老公？我们只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南都记者徐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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