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胜中国 坚持有何意义？

每到世锦赛，在海外执教的华裔跳水教练都是备受关注的群体。十几年前，由于国家鼓励“援外”，曾一度出现过中国籍跳水教练出国执教的热潮。但近些年，随着时代以及形势的变化，热潮散去，在海外执教的中国籍教练人数正逐年减少，本届世锦赛仅剩下包括马来西亚、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在内7名教练。携弟子张俊虹创造了“马来西亚世锦赛首金”的杨祝梁，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是梦的铸造者，把跳水这枚种子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陪伴它生根发芽。

很多人认为这枚金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为马来西亚实现了跳水“零的突破”。但在接受腾讯体育专访时，杨祝梁却说：“它真正的意义是对这些身处异乡的中国教练给予肯定。如果赢下中国跳水队真的毫无可能，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坚持，意义在哪里呢？”

2017国际泳联世锦赛，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派出在里约奥运会上分获金银牌的任茜和司雅杰出战。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枚金牌最终被赛前并不受关注的27岁马来西亚老将张俊虹拿到，她后三跳稳定在80分以上，1分之差力压司雅杰夺冠，为马来西亚带来世锦赛历史上首枚跳水金牌。

赛后，张俊虹喜极而泣，她双唇颤抖，激动地说：“我以为最理想的成绩不过前三名。中国队员一直排在我后面出场，最后时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冠军。我拿下了一枚世锦赛金牌！真的很开心，有一种圆梦的感觉，感谢上帝让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有所回报。”

张俊虹夺冠后抱着杨祝梁喜极而泣

中国跳水队是实力冠绝世界的梦之队，他们拿金牌不是新闻，丢金牌才是新闻。

但他们这一次却输给了马来西亚选手，张俊虹和她背后的教练团队因此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原来，张俊虹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制造”，从最初挑选她成为跳水运动员的周希洋，到现在的杨祝梁，教练全部是中国人。

其中带了张俊虹将近13年的现任马来西亚跳水队总教练杨祝梁功不可没。1988年至2001年，杨祝梁曾在中国国家队做了10几年的教练，培养出包括陈丽霞、黄强在内的世界冠军，只是当时信息传递并不发达，并没有多少人能记住他的名字。

杨祝梁和大马跳水三将：梁敏仪、潘德丽拉、张俊虹

马来西亚跳水队现在共有4名教练，全部来自于中国。杨祝梁是总教练，还有3名助理教练，分别是张玉坤、黄强以及李腾，都有在中国做运动员以及教练员的经历，获得过显赫的成绩。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下，马来西亚跳水队成绩近年来一直在突破：2012年伦敦奥运会，潘德雷拉获得女子10米台铜牌；2015年喀山世锦赛，潘德雷拉再获10米台铜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潘德雷拉与张俊虹获得女双十米台银牌……

杨祝梁骄傲地说：“马来西亚跳水从最初的一穷二白到现在获得肯定，这背后，是几代中国教练的努力。”

最早从中国跳水队来到马来西亚的是“跳水皇后”高敏的教练刘继容。1998年，刘继容前往马来西亚旅游，她直截了当地敲开了体育部的大门，对里面的官员说：“我有实力，可以为你们组建一只跳水国家队。”

当时马来西亚有参加2001年英联邦运动会的想法，却没有跳水队，他们欣然接受了刘继容的提议。仅有一位教练显然是不够的，马来西亚体育部便向当时的中国国家体委申请“援外教练”，包括著名跳水教练任少芬在内的3名中国国家队跳水教练便被“公派”出国，帮助马来西亚发展跳水运动。

杨祝梁是2001年开始执教马来西亚跳水队的，用他的话说，初次看到队员跳水就像是“看笑话”：“我给你举个例子吧，05年蒙特利尔，张俊虹第一次参加世锦赛，跳3米板的时候，她吓得一边跑一边往池子里跳，最后蹦出去5米远还是10米远，裁判直接给了零分。你知道菲律宾跳水兄弟吧，多么滑稽，他们便是那个样子。”

在马来西亚，跳水起初难以发展的主因还是由于资金缺乏。运动员并没有任何体制保障，国家队成员也只算是“业余训练”。每个月国家只给发100块钱的补助，连杯咖啡都喝不起。运动员不得不一边训练一边兼职打工，他们有的在超市当收银员，有的去工地抗沙包、抗砖头、扛水泥，每个小时能挣到50块钱左右的“外快”。有的时候，国家甚至会突然给教练下通知，说“这个月补助没有了，你们爱练不练……”。

最惨的时候，杨祝梁手下只有一名队员。“2003年，只有一个人在跟我训练，她就是这次参加了团体赛的34岁老将梁敏仪。她真的是因为热爱，而且家里很有钱，能够支持她一直练习跳水。”

04年雅典奥运会后，环境渐渐有了改善。马来西亚仿效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政策，给出成绩的运动员一定补贴，国家队的运动员虽然条件仍旧艰苦，但至少不用外出工作，有了更多的训练时间。

马来西亚破烂不堪的训练场地

直到现在，杨祝梁和他的跳水队仍旧面临种种挑战。比如从2016年1月至今，由于场馆一直在进行翻修，他们连可以进行水上训练的场地都没有，只能一边打游击一边换场地，不能跳水就练力量，能练什么便练什么。谈到跳水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杨祝梁说：“其实还是没有开展起来，我们缺少陆上、水上训练场地。孩子和家长也把跳水这项运动当作玩玩，耽误时间。我们无法像在中国一样训练队员，只能改变自己。”

但所有的改变，都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的。

谈到离开中国的理由，杨祝梁回答的很坦诚——为了家庭，尤其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杨祝梁的运动员生涯并不成功，他从未入选过国家队，最好的成绩也不过进入全运会的决赛阶段。但也正因如此，他比别人更能理解出不了成绩的运动员，能够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心理辅导。退役后，他先是在天津体院读完了本科，随后进入到江苏队担任教练员。1988年，他进入国家队，成为国家队最年轻的教练员之一。

有一天，孩子的教育问题，却让他萌生了离开的想法：“我孩子那时候上小学2年级，老师却胡乱留作业，让不懂英文的小孩子写英文报纸。作业没办法完成只能家长帮忙，第2天我却发现自己写的报纸被贴在墙上，受到表扬。当时我就想‘这不是在教孩子说谎嘛’，再加上当时年轻，想出国挑战一下自己，便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腾讯体育记者专访杨祝梁

1990年代初期，中国曾出现过一段移民热潮。当时国内人均收入并不高，在国外工作汇率比却十分划算。如果去做“外派”的跳水教练，不仅国内工资照常发，还可以得到每个月100-200美金左右的补助。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很多钱，足以添购几个“大件”了。

虽然是辞去工作前往马来西亚的，但杨祝梁仍旧认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他在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做过跳水教练，两边开出的条件都很丰厚，其中澳大利亚甚至直接承诺：给我一周时间，我给你们全家发绿卡。

杨祝梁说，像他这种为了儿女教育选择出国的，占了一部分。还有更多的人，则是迫于竞争和生存的压力。

“当时，我们国家好的跳水教练很多。比如说省队的竞争，就很激烈。有些教练出不了成绩便下岗了、有的甚至被安排去看大门、打扫卫生，扫厕所。比如说北京跳水队的教练李鹏，他就是被安排到训练科去打扫卫生，后来内退了，前往英国培养出了戴利。但英国人也不是很厚道，戴利出成绩后，便换成了本地教练带…….”

说到这儿，杨祝梁叹了口气。

杨祝梁回忆，与他同期的很多中国跳水教练都选择了出国，各个国家都不少，单美国一个就10多个，加拿大也有4、5个。但10几年过去了，中国海外跳水教练的人数却在逐年减少。原来世锦赛各个国家至少能有10几名来自中国的跳水教练，今年的布达佩斯却只出现了7名。

工资低，没有保障，是中国教练不再愿意出国执教的最大原因。

杨祝梁算了一笔账：“当初我在澳洲做教练时，年薪9-10万澳币，刨去税拿到手6万块，相当于5000一个月。这种只能保证一个家庭的生活，靠它来买房，换车不现实。我每年能剩下2万澳币，相当于10万人民币。对于一家三口来说，一年回国两次够么？中国教练的收入真的比我们高很多了。之前出国不容易，那时候汇率、收入都比较合适，但是现在跟经济也有关吧，渐渐的也就没有人愿意来了。”

杨祝梁（右二）和海外华裔跳水教练相约在里约

据了解，不久前意大利跳水队也来到中国的省队找教练，却只开出了每个月2000欧左右的收入。背井离乡，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这显然不是个划算的生意，最后他们没有招到哪怕一位中国教练。

除了薪水低，得不到保障也是另一个原因。国内教练退休后有退休金、养老金、医保等方方面面的保障，出国却要面临优胜劣汰。不仅享受不到当地人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成绩不好还面临随时被裁掉的风险。

现在还愿意留下来带队的，则有着各自的理由和“坚持”。杨祝梁说：“有一些还留在美国的，基本都从国家队去了大学任教。大学福利很好，孩子还能够接受免费的教育。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的人则越来越少。像是我，还有留在墨西哥的马进，真的是跟队伍和小孩儿有了感情，不忍心离开。”

拿了世锦赛女子10米跳台冠军，杨祝梁却说：“张俊虹，我敢说，她的水平就是中国12、13岁小孩子的水平，连国家队都进不了。”

本届世锦赛结束后，很多人认为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中国跳水队的“最大对手”。但杨祝梁却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认为中国跳水队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仍旧是无法被撼动的。这并不是源自于“天赋”，而是完善的训练体系和时间的保证。

杨祝梁说：“中国这种功底、训练方法之高效是外国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以为中国跳水队员都是天才。但事实上，中国小孩不是因为天赋，而是完善的训练体制和时间的保证。省队、省体校的教练付出的精力和选拔的能力也是一流的，中坚能力很强，国外的跳水队根本达不到，这是我们所无法企及的。”

杨祝梁和张玉坤从并肩作战的队友变搭档

在国外，受法律等各个方方面的约束，儿童在上初中之前是不能离开家庭的，必须有监护人在身边陪伴。中国的孩子则8、9岁便可进入专业队集中训练，这也是进行跳水训练的黄金年龄。

“最后能赢，真的是天道酬勤，特别不容易。你可以发现，每当国外‘抢’走中国一枚金牌时，大家都特别开心。真的并不是因为狭隘，而是真的太难了，相当于你完成了几乎无法做到的事。”

“我们在尝试，如果赢下中国，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体制的保障，也是可以赢下跳水金牌的？如果连这样的希望都没有，那我们的工作，对自己的挑战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