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9月12日）希尔斯堡惨案独立调查专案组在利物浦(微博 数据) 圣公会大教堂圣母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气氛非常沉重，半小时的会议充满了忧伤。100多名记者聚集在圣母堂，对于这份里程碑式的调查报告所揭示的真相表示难以置信。
作为这场灾难的幸存者，相比其他媒体人，我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视角，那天我在球场最拥挤的3号口活了下来，96位逝者中的很多人就在我的面前死去。在那噩梦般的半个多小时里我无法动弹，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哭喊、求救、呕吐、祈祷活命，最后绝望死去，而我却无能为力。当警察终于打开了围栏的大门，挤压的情况才稍有好转。一堆尸体横在我的面前，一名警察看到此情此景后说：“这惨状像是贝尔森集中营。”（贝尔森集中营建立于1940年，德国纳粹在此共杀害了约7万名被关押者，英美盟军解放贝尔森集中营后，发现了大批已死和尚未死去的囚犯。）
那些声音从未离我远去。昨天，在调查委员会和遇难者家属团接受几乎是第一次那么大规模的提问时，有好几次现场都陷入了沉默。当他们说到有41名遇难者原本可以获救时，我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41人若是能获救，希尔斯堡惨案就不会成为英国体育史上最大的灾难事件。
南约克郡警方离谱的谎言当时被《太阳报》的编辑凯文·麦肯齐采纳，如今经过了23年，真相终于被慢慢地揭开了。此次调查的结果在公众心目中有相当的分量，这是花几个月进行司法调查也无法企及的结果。
但现在并不是庆祝英国司法有所改进的时刻，要知道这是由一次溃烂了23年的伤疤推动的司法进程。如果当年就对有关人员问责，还原事实的真相，人们也许能够接受那场悲剧。正像一位遇难者家属说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这个事件的输家。”
从1989年以来，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就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噩梦中，有人痛失亲人，而幸存者忍受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治疗，而正义和真相也许是唯一能够治疗两者的方法。
那么我到底在期望什么？我希望警方和《太阳报》捏造的谎言被揭穿。我希望人们会了解那些家庭，那些普通人在巨大的悲恸中依然维护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很了不起。我也不曾想过独立调查组能做得如此出色，他们赢得了好评。而我也在期待某种形式的洗冤，我不希望自己站在一个历史事件的中心。当《每日镜报》记者布莱恩·里德问英国著名律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我们是不是见证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真相的隐瞒”时，后者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字——“是”。
我觉得这个悲剧不只属于我、属于那些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它属于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敲响的警钟，让人们知道所谓的正义是如何被人败坏的。利物浦和利物浦球迷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最终，我们赢得了胜利。
公众用了23年的时间唤醒了一场噩梦，而公众之前对真相的忽视源自于他们对于媒体和警方的信任。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真相一定不能被忽视。
独立调查组发布报告时，教堂外下着大雨。但那晚，在利物浦市中心的一间酒吧，人们品尝着舰队街最好的啤酒，与工党议员还有那些受害者家属、幸存者和支持者们一起高歌。那一晚利物浦的街上像是迎来了春天，那是他们平静的宽容。我没有听说有人对卡梅伦首相的演讲表示怀疑，他将这一天定义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展现了应有的信誉。现在，让我们获取应得的正义。
（编者注：阿德里安·坦普尼是当年希尔斯堡惨案的幸存者，23年后，已经成为《卫报》记者的他，在英国政府选择公开当年的档案之后，撰文描述了自己的内心感受。）
《卫报》记者阿德里安·坦普尼 晨报实习生 吴晨 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