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深夜，央视足球评论员陶伟(微博)去世的消息，最先由微博方面报出。这体现了已经日益渗透入人们生活的社会化媒体，在报道新闻方面不可或缺的优势，那就是快速及时。
但与此同时，微博传播也出现了一些怪相。比如，在济南公安局的腾讯官方微博中，提到了“目前有关陶伟先生在济南遇害的相关消息，我们正在了解情况，不管此事有没有发生，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立即被很多媒体官微，当作了一种证实，纷纷以济南公安局“证实陶伟遇害”为理由转发。
实际上，仔细读济南公安局那条微博，会发现文意并非如此：至少微博维护人员当时对情况也还只是刚了解，那条微博想表达的只是“有关陶伟在济南遇害”的传闻他们已经收到了，正在核实。但因为措辞不严谨，也因为微博阅读的碎片化（很多人读完第一句已经没有心思再继续读第二句），导致了此前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他杀悬疑被爆炸式传播。
他杀或遇害，最终被证明只是部分媒体的猜测，而且是错误的猜测，因为济南公安后来的通报证实“排除他杀”的可能。事实上，媒体在报道前只要稍微给接近当事人的亲朋好友（比如央视的各主持人）打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比较靠谱的消息，那就是“陶指导确实去世了，但死因目前仍在查证中”。
不幸的是，很多媒体在采访中人云亦云，把多个微博因为相互干扰而形成的信息流，当成了多个“独立的信息源”，而忘掉了一个新闻学的基本常识：信息源必须保持独立，只有两个以上的独立信息源证实，才可以报道。如果说普通人的发帖求证在情急之中尚可理解，但很多媒体官方微博人云亦云称“经多方查证”，就实在应该是全体新闻界反思的事情。
而网络流言也折射出微博的一个巨大弊端：传谣容易辟谣难。
这和传播心理学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假设一个人能够阅读完微博的全部信息，才能确保传谣和辟谣都被他看到，但实际上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已经导致海量信息超载，大部分人很可能只看到传谣而看不到辟谣，从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假印象；先入为主也影响人们对信息的判断，当后到的信息要挑战前一条信息的真实性时，人们会很自然地产生心理防御机制，从而不自觉地反抗辟谣贴；一旦当人陷入一种“疑邻偷斧”的癫狂时，什么证据都可以被转化为反证据。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中国足球就等于赌球，只要有中国足球人士出一点事情，就一定有阴谋，就一定与赌球有关。在传统媒体，这样不经大脑的逻辑，会有记者和编辑对此层层把关，这样的说法很难被放行通过。但不幸的是，在微博这样的社会化媒体上，人人都是自己信息的审定者和发布者，传播学概念中的“把关人”缺失导致了此种盲目的正义感被无限放大，成为对逝者和逝者家属的第二次深重伤害。
社会化媒体是一个新事物，它的很多法律层面还在摸索中。但我觉得良善的社会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底线：那就是尊重逝者，在没有确凿、经得起检验的证据之前不人云亦云传播有关逝者的负面谣言。毕竟逝者已矣，无法自辩，我们完全不用这么着急。温柔敦厚，这种品质已经不再被现今人当作美德。其实，也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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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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