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穿比赛服的郭洁
扔出个全国纪录
当我降临在这个世界，伴随我的不只是我那哇哇的哭声，还有窗外零星传来的炮火声。那，是1912年的大连。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东北被日军占领，日本和俄国在大连、旅顺等地依旧还有一些你争我夺。在这动荡的时日里，我的诞生成了家里最大的安慰，作为农民的父母还期望着我这个男婴日后成为家里最大的劳动力。
世事再纷乱，但我的孩提时光也依然无忧无虑，撒开了腿儿在田野(微博)里奔跑、用还很稚嫩的胳膊帮母亲在农田里干活、和玩伴们指着每个商铺里分别用日本俄文标注的商品，猜那些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到了读书的年纪，我上了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小学，第一次接触到体育课，却也只是跑啊跳啊，并不觉得那和我在田地里的玩耍有何区别。
被日军占领的家园，商业、教育都被日本人操控着，我在中学就读了一间日本人开的学校，全部是日本教师，我们按照日本的教育制度，学习日语，也学习日本模式下的体育。
原来这才是体育课——我第一次见到了标枪、铁饼、铅球，便对这些当时并不懂得的田赛玩意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虽然营养匮乏，但十几岁的我已经长到了1.81米的个头，体育老师非常重视我，总会在体育课上以及放学后教我很多的技巧。而我也对这些渐渐着了迷，不仅自己主动留在操场上，也经常会从老师给我的日文体育书籍上来照着锻炼。
体育在那时候的东北地区很是风靡，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前往体育场进行锻炼。而我由于是在学校学习的正规体育技术，水平自然算是不错的。旅顺大连地区有个市民成立的田径队，我和两个能力比较强的同学便一同参与了，而此前，这个田径队里全是清一色的日本人。
如果学校的运动会不算在内，我第一次出去参加比赛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们田径队代表旅顺市经常去和周边的长春、丹东、沈阳比赛。那时候的比赛很是紧凑，总是周六的下午到了丹东，第二天便进行各种田径项目的比拼，比完了再赶回学校，而下一周又会去到沈阳再这样比。
待到我中学毕业，伪满洲国成立，我们都成了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我对体育的坚持一直延续着，却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了刘长春，并且知道张学良要为他出资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但是在日本统治下的东北，我却完全看不到他在奥运会上的消息，也知道如果依旧困在这里，我的体育梦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
就是那个冬天，东北大学遭到日本人的迫害，很多师生不得不选择逃亡。一直住在东北大学里面的我，也和他们一起通过日本人设置的重重关卡逃了出来。作为流亡的学生，我们奔向北京，住在了清华大学里面。在清华，我见识到更多体育爱好者，尽管我对前途一片迷惘，但仍坚持每天锻炼。
早春时节，我等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1936年柏林奥运会，当时蒋介石为了彰显当时中国的能力，决议组成体育代表队前往德国参加奥运会，而田径项目的奥运选拔就在清华举行。主持选拔赛的是从美国一所体育大学毕业归国的马约翰，这个上海人是清华的体育主任，他告诉所有人，和足篮球的选拔有主观因素存在不同，田径的选拔严苛得近乎于残酷，一尺就是一尺，一秒就是一秒，来不得半点含糊。
参加这一次选拔的有学生、有商人、也有各种工作的职员。刘长春也参加了，他参加过奥运会，有底子有实力，很快就通过的选拔。而我是新去的，挺紧张，而且和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各省市派遣来参赛，好吃好喝照顾着，而我是从东北流亡来的，是偷偷逃过来的，心里没有底啊。在铁饼的选拔赛上，我扔出了42米多，创造了当时的全国纪录，选拔委员会第二天就告诉我通过了，可以准备些洗漱用具搬到体训班来住了。
我们那个体训班都是预备要参加奥运会的，之后我们又去天津比赛了一次，去上海比赛了两次，然后名单就正式确定了下来。可，奥运会到底是什么，除了刘长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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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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