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即能衬出一个时代的底色，何况是一群人，一群曾经主导中国足球进程的人。他们从权倾朝野、大富大贵到一夜白头阶下囚的命运，更像是对一个时代的质询。
涉案主体，一是甲方，即国家足管中心旗下的吃贡者，其中既有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厅局级官员，也有张建强、蔚少辉、李冬生等处级官员及陆俊等裁判员，他们的级别有高低，但在自己所分管或掌控的部门，对“资源”有绝对的控制权、支配权。权力之大，可谓翻云覆雨。在涉案类型上，既有一次性吞下40万的大手笔，也有小打小闹几千块的购物卡。大账小账一起算，刑期可观。
涉案的另一个主体，是上贡者，乙方，包括中超、中甲俱乐部、地方足管中心、教练、球员等。它们的命运，不可能完全按照法律行事，比较公正的做法是，国企俱乐部和地方足管中心，应追究当时决策者的法律和行政责任；民营俱乐部、教练、球员等适当惩戒；已换投资主体的俱乐部，如上海申花、沈阳金德等，不予追究。
除申思等人的球员操纵比赛外，足球界的犯罪并无新意，都是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的结果。抓一批，判一批，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和切除，对于集群性的官吏腐败，是必要的和必须的。但一个事实是，中国足球的管理制度，于足协的中高层，都是牛栏关鼠，而案发两年多以来，足协的最大动作，也不过是加大聘用外籍裁判的力度，至于自身的管理制度，不仅不思改革，甚至看上去还很享受。“破窗效应”犹存，窗内还是窗外，清廉还是贪腐，全看掌权者的德行。
我们只能相信，韦迪、于洪臣等接班人，是道德完美的楷模，是无瑕的天使，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足协行政的清正廉明。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人性。人的天性是什么？像恩格斯所说，“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唯物主义”。是人就有弱点，就有瑕疵，会犯各种错误，即使现在不犯，也不意味着永远不犯。
遏制权力者的贪欲，主要靠制度，而制度反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面临困局。一是尚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二是权力运行过程的不公开，不透明。
所谓监督，除了由下而上的权力监督，更需要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在我国，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是有政策和法律保障的，缺的只是操作层面的东西。
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前提，是决策的公开透明。对于足球这个重灾区，仅仅公布“三公”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即便这一点目前也并未做到），从国家足管中心及其附属机构，到各地方足管中心，甚至各国企俱乐部，每年必须给老百姓一个明白细致的财务清单，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尽管各级官员大都练就了财务上的易容术，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比如邵文忠的乱派利是，比如鲁能送给谢、南的70万元，比如上海足管中心送给万大雪的40万，账面上也许不露痕迹，细究必然真相毕露。
另一方面，在权力运行的模式上，作为足球权力核心的国家足管中心，不仅重大事由，甚至敏感部门如裁委会、国字号管理的决策，也必须要坚持集体讨论，推行票决制。地方足管中心，更应循此原则行政。事实上，无论是谢、南、杨，还是李冬生、蔚少辉，如果不是在某些事情上拥有绝对权力，傻子也不会跟其坚持不懈地“人情往来”。
甲方乙方，行贿受贿，具有互诱性，管住甲方，也就堵死了乙方。不论是谁，喊多少口号，也不论法办多少人，对于未来，只有让人民切实感受到管理者开始限制自身的权力，才会更有信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人民，在等待韦迪们实实在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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