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特派记者陈海翔 沈阳报道
2003年11月30日，在末代甲A上海国际主场对阵天津泰达比赛后的当晚，申思、祁宏、江津和李明(微博)来到淮海中路香港广场的某家酒店，先后从一位陌生人手上接过了一个手提箱。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等回到家一看——10万元一捆的现金，共20捆，合计200万元。在球员收钱踢球如同家常便饭的当时，他们肯定没有想到，当初接过这个手提箱，会让他们站成一排出现在如今的被告席上。
奖杯在深圳 否认踢假球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第一次被专案组带走之后，申思、祁宏等四人就已经主动退赃，当初的舆论环境也一度认为，只要他们退了脏，作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球员来说，也不一定会受到法律的重罚，但情况并非如此。
在昨天的庭审过程中，申思祁宏等四名前国脚均承认收钱，但对于是否踢假球一事却均选择了否认。“对于受贿的罪名，四名球员都全部承认了，只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踢假球，而是正常踢球。 ”昨晚，申思代理律师胡雪表示，在那场比赛开始前，他们并没有答应一定会保证泰达队赢球，面对对方的要求他们只是答应 “踢踢看”，与此同时胡雪也指出了当时的大环境是中远必然会输掉这场比赛，“当时足协已经把联赛冠军奖杯送到了深圳 （申花比赛地），而且也不希望有球队输球进中超。 ”胡雪透露说，他和祁宏代理律师，以及申思、祁宏本人都在法庭上表示，“还有一家俱乐部也来做工作，希望中远队可以赢下本场比赛 ，开出的钱达到300万元至400万元，赢球就能拿到冠军和荣誉，钱也不少，从这个角度上说，没必要踢假球。 ”他们还表示，在拿到钱之前，自己并不知道数额会是每人200万这个超出当时行规很多的数字。
共同犯罪 每人金额800万
在昨天的庭审过程中，到底是四个人分别受贿200万，还是每个人都需要对800万的受贿金额负责，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首先祁宏、江津和李明三位辩护律师都进行了从犯辩护，据一位旁听人员透露，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申思找他们三个的，而且申思是队长。但公诉人立即反驳了这一辩护，“三位球员不是从犯，因为主犯和从犯并不是谁来组织联系，而是看整个犯罪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还是次要作用，上场比赛，他们都是主力，都发挥了主要作用。再到最后收受贿赂，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
随后，公诉人还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四人属于共同犯罪，从打假球到提取赃款，四人均为共同作案，均属于共同犯，因此都需要对此次犯罪的总额，也就是800万的贿赂款负责。从受贿200万到变成受贿800万，其中的区别不言而喻。
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上海著名律师方正宇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话，一般是判5-15年，不会超过15年，‘每人200万元’还是‘共同800万元’的区别在于，200万元肯定够不到上限，也就是15年的数额，但800万元是否够得到就不好说了，数额也能决定刑期是往上限靠，还是往下限靠。 ”
希望缓刑 均做有罪辩护
一位参与旁听的人士在庭审结束后表示，昨天法庭辩论的焦点，围绕在是否有自首情节以及之后能够获得减轻判罚展开。
李明的律师曲柏杰表示，他们为球员所做的都是有罪辩护，“作为辩护人，我希望在法律的范围内尽量减轻我的被辩护人的刑期。 ”在庭审现场，是否有自首情节成为一个焦点，“自首的关键点在于主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这两方面都具备。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四名前国脚都在第一时间主动退回了200万的赃款，这也属于是可得得到减刑的情节。申思的律师胡雪说：“法庭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同意自首的观点，但至少现在还没有明确反驳。我们希望可以得到减轻处罚，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希望得到缓刑的判罚，但我知道这个非常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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