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范廷钰
艰辛学棋之路
早上8点半，范廷钰背着书包，前往小区外面两三百米远的525路公交总站，坐9站地，就到了中国棋院。下午5点半左右，原路返回。
假如不去外地比赛，他每天重复着这样的轨迹，四年来，都是如此。在范廷钰和他的父亲范雄彪看来，这就是“上班”和“下班”。奶奶也在北京，负责给爷俩做饭。妈妈则留在上海，她还需要上班。为了学棋，这个家庭被一分为二。
2007年，他们来到了这里，在北京南三环外的聂卫平道场周边，租了一套两居室。为了第二年的定段赛，范廷钰前往聂道场学习了一年。这几乎是他融入主流的唯一一段时间，大多数时候，他们走的是“野路子”。
4岁时，范廷钰喜欢上了围棋，在那之前，他的爱好是画画。“画得非常好，当时得了很多奖。”一次偶然让他开始专攻围棋。“我儿子是幼儿园小班，上围棋课必须去中班，有一次上完课老师当面点评，说这个孩子很聪明那个孩子不行，其中没有点到我儿子的名字，他很失落，跑来问我：爸爸，我聪明吗？我就跟他讲，你是这个班里最聪明的，因为你年龄最小。”范雄彪找到园长，当场夸下海口：三个月内横扫整个幼儿园。为了兑现诺言，他请了个业余四段来教棋，每周来两次，每次两小时，一课40元钱。两个月后回到幼儿园，大班里下棋最厉害的小孩都已经不是范廷钰的对手了。范雄彪觉得这样效率高，于是他再次找到园长，“两万块的赞助费我不要了，从明年起我们离开幼儿园，我自己带他。”
范雄彪是一个围棋爱好者，曾是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高级机械工程师，单位不景气，他干脆辞工回家炒股，看到儿子有下棋天赋，他决定赌上一把。“我把他带回家，请家庭老师，上午学画，下午学棋，晚上我教他文化课。他5岁我就教他小学课程，小学五年级就教他初中课程，他每天忙忙碌碌，没有玩的时间。我自己事业上不如意，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现在回想起来，范雄彪也觉得这样对待儿子很残酷，“他没有童年，我很对不起他。但是为了成功，没有其他办法，我认为他需要系统的训练，但我又不信任学校。”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范雄彪还是把儿子送回了学校，不过没过两年，又接了回来，因为“老师留的作业太多，孩子没时间练棋”。当其他孩子按照从少儿班到围棋学校的模式一步步往前走时，范廷钰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我不喜欢那种循规蹈矩的做法，我要的是效率，基础可以请老师来解决，但要提高棋力，光做死活题没用，还得靠实战。所以我儿子经常去棋馆，跟那些叔叔伯伯下棋。”
范雄彪说，这也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处处受到打压，他们认为我们这是江湖野路子。我们想进上海市最大的围棋俱乐部，不让进，因为没有段位证书。我说你们可以测试一下，回答是‘不行’。参加小学生比赛，我儿子全胜，他们硬给判成第二，理由竟然是人家输了棋但小分比他高。因为我们不是拜他们为师的。圈子里有个春兰基金，本来是资助那些贫困的孩子的，结果我们那个地方都靠关系，我们家很贫困，但排不上队。”
后来因为范廷钰水平高，上海棋院才将他接收进来，拜曹大元九段为师，他们才融入主流。再后来，他们来到北京，定段之后，入选了国家少年队，总算踏上正轨。
台球界有“丁俊晖”模式，而在围棋界，弃学倾家学棋的家庭更是多如牛毛。范廷钰家的邻里、聂道周边，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家庭，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冲击中国棋院每年一次的定段资格。围棋定段赛，从创办伊始(1988年)的数十人参赛到如今的近500人竞争22个职业棋手名额，因其竞争太过激烈而被称为“围棋高考”。
范廷钰的同门师兄江维杰，以及与他同龄的芈昱廷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江家家境不好，父亲下岗，但还是带着孩子从上海来到北京，经历了两次定段失败之后，终获成功。2008年过完春节，江苏徐州的芈智强就辞了在铁路上的一份工作，带着儿子芈昱廷来到北京，拜师学艺。“这是个十分烧钱的行业，在北京学棋，一年没有个20万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这些年的投入，可以购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芈智强感叹道。
自觉一路艰辛，范雄彪对儿子要求极严，有时候默不来棋，他会动粗。但他表示，现在自己不会这样做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可以说已经取得成功，我不奢求儿子成为世界冠军，成为大棋士，只想他在社会上有个谋生的手段。”现在，16岁的范廷钰除了参加国内外比赛，还已成为人师，2010年他就带出了冲段的棋手。而他在网上下棋，靠获胜奖金和转卖网币，也能带来不少收入。
“最近两年，儿子成了全家的经济支柱。我准备在北京再待两年，看看他有没有更大的发展，然后我就回上海，让他自己打拼。”这是范雄彪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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