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举国体制下，教练员、运动员上缴个人收益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公开的游戏规则，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都很清楚这一点。飞人刘翔( 微博 官网 博客)等绝大多数运动员的商业广告收入都要向单位上缴一半，姚明在退役之前每年也要上缴几百万元的个人商业广告所得，就连国家队前主教练的洋人米卢的商业广告收入都要上缴一定比例，那么青海体工一大队要求教练员汪成荣上缴中残联奖励的150万元奖金也就不足为怪，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毕竟他的成功是单位培养的结果，而且为他服务的后勤人员也需要奖金分配来激励工作。如果教练员、运动员独吞奖金，结果必然伤害幕后的有功人员，将直接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举国体制的延续，也不利于运动员今后生涯的发展，这也是大多数没有选择单飞的运动员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的主要原因所在。当然当运动员、教练员觉得独吞奖金所得超过破坏游戏规则带来的损失之时，那么汪成荣独吞奖金的问题就会公开浮出水面。
换言之，教练员因残奥奖金与所在单位发生纠纷，说到底还是举国体制惹的祸，要消除奖金分配矛盾，不仅仅是要将奖金分配的暗箱操作模式变为明规则，最根本的是要打破举国体制，推动竞技体育的职业化道路，奖金、广告收入分配让作为老板的运动员说了算。可以说，只要举国体制不破，奖金分配矛盾就不断。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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