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势浩大的中国足球大审判暂时告一段落。面对1年至12年的刑期，几乎所有中国足球的罪犯均未提出上诉，在“治病救人”的原则后面，中国足球的振兴之路依然遥遥无期。法律对中国足球的整治固然“恰逢其时”，但中国足球体系的原罪性质未变——新赛季中超联赛3月中旬开幕，届时，足管中心与中国足协仍然合二为一，各家俱乐部为这次审判付出实质性代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晨综）
扫赌反黑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既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是一个重生的起点。然而，中国足球要想真正破冰，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超联赛在扫赌反黑之后令人意外地迸发了生机。2010和2011赛季的中国足球联赛比任何一年都要干净，更引人注意的是，房地产商恒大集团以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助广州恒大(微博)队创造了冲超当年即夺冠的传奇，并开启了中超明星化的道路。在恒大的刺激下，中超球队纷纷引进大牌球星，从孔卡、穆里奇到阿内尔卡，中超和中超球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国外媒体的曝光率明显提升。
另一方面，经历了扫赌反黑之后，国字号也显得干净了许多。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就此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在国际足坛，中超依然被视为“不入流的低水平联赛”。国字号一如既往地让球迷不断失望，亚洲杯小组赛即打道回府；巴西世界杯预选赛，又一次提前说“再见”。
扫赌反黑，充其量只能为中国足球提供稳定发展所必须的大环境条件，并不能解决中国足球注册人口少、人才流失严重的基础问题。此次的扫赌反黑，只不过是中国足球反腐革命的一个阶段性胜利，算不上彻底成功，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足坛的反腐决心和行动仍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之心。借此次反腐扫黑的阶段性胜利的良机，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应该建立一个足球反腐长效机制，使法制监督和司法介入成为常态，把反腐行动长期坚持下去，让足球真真正正回归其“游戏”本色，而不是某些人牟取私利的工具，中国足球才有希望迎来复苏的春天。
受贿的人终于以受贿罪被定了罪、判了刑，而那些被查实行贿的俱乐部，该接受怎样的惩罚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足协一直努力回避的。足管中心主任兼中国足协副主席、秘书长韦迪，足管中心副主任兼中国足协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职业联赛理事会主席于洪臣，之前在谈及如何处罚涉案俱乐部时，用的都是这样一句话：“等法院那边宣判后，我们将作出最终处理。”
如何处罚行贿俱乐部是考验足协决策力的一道大课题——重罚，联赛必受影响；轻责，威慑无从谈起，这确实令足协左右为难。
体育社会学家金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黑哨被判了，贿赂黑哨的俱乐部高升了”来形容目前中国足球大声疾呼“改革”的现状：“不久前，中国足协在香河宣布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声称中国足球‘管办分离’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上午成立了理事会，下午选理事会执委就有山东鲁能(微博)、长春亚泰和青岛中能(微博)等中超俱乐部老板入选，这些都是在这次足坛扫黑风暴中被证实曾经行贿的俱乐部，中国足协居然没有制定规则阻止涉案俱乐部做执委，简直是又拿中国足球开玩笑。”金汕表示，“所以，我不认为这次关于中国足球的审判会对接下来的改革能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最多就是产生一些威慑力，提高了足球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对今后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判罚尺度。至于中国足球本身的糟糕状况，是项目本身根基粗糙，绝不是一次审判就能解决的事。”
大部分接受采访的律师都透露，涉案人员服刑期满后，还会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为中国足球多做点事”。杨一民的律师王树静说：“杨一民希望能尽快出狱，继续为中国足球效力，还想去大学教书。”原足球教练尤可为也表示，出来后会继续从事足球事业，或许不能再担任职业足球队的教练，但会帮助足球界的好友，间接为中国足球出力。
对此，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会长康均心教授特别强调：刑法的威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无限放大刑法的作用。他引用孟德斯鸠的一句话：在罪犯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刻，法律的威慑力是巨大的，但经过一段时间，其威慑力也就微乎其微。
康教授认为：要想彻底解决中国足球的腐败，必须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不能仅仅依赖刑法来约束，“我们要对涉案人员进行资格和权利的剥夺，通过相关的制度、法规，让其不能涉足该行业。以杨一民为例，在服刑五年半后就可假释出狱，这时候他就可以重操旧业，如果有更多此类情况，其危害性可想而知，刑法判罚的威慑力也就到此结束”。
事实上，这些涉案人员未来想要光明正大地从事足球事业，恐怕很难。足协相关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让他们回到足球圈工作，有些事情很难处理，也难以服众。”有网友说，虽然杨一民他们毁了自己十年，但他们毁了中国足球十年甚至更久。未来他们出狱时，中国足球可能还在“监狱”里，所以他们想继续从事足球，球迷肯定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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