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中国足协召开了特别会员代表大会，让执掌中国足球逾两年之久的韦迪取得了迟来的法定身份。但有些事情，即便说法上成立了，不见得就能换来认可与推崇，比如这次足协提出的管办分离改革方案。
联赛管办为何分离，韦迪如此解释：多年来形成了从管到办的组织体系，足协代行了本该由职业联赛相关参与主体自行决定的许多事务，职业联赛从规章制定、管理组织，到解决纠纷，事无巨细，均由足协包揽。这样一来，势必产生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行政决策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缺乏合理的限制，容易滋生腐败。
俱乐部的利益诉求成为推行管办分离的另一项依据。韦迪承认，由于职业联赛商务资源开发能力不足，商务运作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导致俱乐部等其他职业联赛参与主体在自身合法权益保障上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性。
面对悬而未决的深层次问题，足协的想法是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授权其对职业联赛进行管理。有人搬出了国际足联章程，指出中国足协是国内足球比赛的管理者与组织者，韦迪回应称，足协并没有放弃对职业联赛的管理，只是改变了原来用行政命令管理的方式，这是一种进步。“足协的重点工作是把握准入与监管，职业联赛领域内的事务交由理事会自主研究。”他强调两者的差异。
依照工作规范，职业联赛理事会的执委会人员构成力求充分的民主。中超(微博)俱乐部拿到五席，地方协会与专家代表各占四席，中国足协三席、中甲俱乐部两席、中超公司一席。今后，中超、中甲联赛的事务由俱乐部分别独立议事，形成提案，提交执委会，重大事项均提交理事会。
新鲜名词“理事会”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中国足协前联赛部主任、前中超公司总经理郎效农在博客中表达了质疑：“理事会是在中国足协内部设置的又一个小足协，甚至比足协还要繁琐复杂，看不出所谓‘管办分离’的任何影子。”
韦迪口中描述的理事会享有独立自主权，“重点体现在人、办赛职能要与足协逐步剥离，理事会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再兼任中国足协的其他工作。”但他随后宣布的决定却让在场的媒体大跌眼镜——刚当选足协副主席的于洪臣将兼任理事会的第一届主席，至于其足管中心副主任的职位，将至少保留到足协换届选举时。“从下届开始，理事会主席将由选举产生。”韦迪补充道。
令人玩味的是，充当救世主的理事会，首次亮相就被贴上了“伪”标签。韦迪说，此举是为了保障今年联赛的平稳开展，这个理由同样适用于解释理事会执行局的工作人员暂时由中国足协职业部、中超公司派驻。“民间社团在政策上受限，新的工作方式也需要实践来检验。”韦迪坦言，计划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待条件成熟后，理事会才能走向独立。
基地内依旧一派萧瑟的景象，景观湖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唯有冬去春来才能重现生机。听说管办分离的春天也近了，但目前为止只闻 雷声，不见雨点。
本报记者 黄春宇(本报香河2月10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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