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甄云报道 12月19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原董事长李志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他被指控收受冠城、申花等俱乐部共250万元贿款，为前者保级、后者争冠提供便利。
庭审结束后，走出法院的李志民笑了，是平静、解脱的笑，被称为“陕西足球的拓荒者”、“陕西足球教父”的他，在6年前，国力被中国足协取消注册资格时，曾露出过同样的笑容，那时候他十分无奈，问记者，“我搞足球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名还是为了钱？”
资深的陕西球迷对他都怀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一位陕西球迷领袖说过：“李志民，是被足球害了。”这位曾经的成功商人，却在一条跑偏的足球路上，越跑越远……
泡馍馆里决定：搞支球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李志民南下广东珠海，成了中国第一批下海从商的弄潮儿。在珠海的那几年，李志民搞过国际贸易、房地产开发，还涉足过电子、通讯等行业，最辉煌的时候，他属下的公司有17辆车，李志民个人拥有两辆奔驰，三辆丰田，他名下的房产不下10处。“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贷款，因为我从来就不缺钱，光是招待费，一年就有100万……”
那时候的李志民除了喜欢看点欧洲联赛转播之外，从没觉得自己会跟足球有啥关系。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李志民与足球产生了联系，在朋友的怂恿下，他投资150万承包了八一队在西安的主场比赛。当时陕西没有自己的球队，四海为家到处转战的八一队在陕西大受欢迎。那一年，李志民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轻而易举地赚了80万元。当时李志民身边的朋友都把他搞足球的举动看作是玩票，他的一个朋友对记者说：“志民那时候生意做得很好，搞足球虽然也能赚点钱，但跟他的生意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我们一直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
有一天，李志民和一位朋友中午到一家泡馍馆吃饭，席间他谈到了想搞球队，朋友问他：“你怎么这么想搞足球？”李志民回答说：“我爱足球！”朋友又问：“你要真这么喜欢足球，你一年拿出100万，我陪着你看遍欧洲五大联赛不就行了？”李志民的回答是：“欧洲足球再好，那毕竟不是自己家的孩子，我就想在陕西搞一个队，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把他养大。”
1996年1月，李志民开始筹备成立国力俱乐部，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的整个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他错过了两次商机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靠足球瞄准政府的土地、免税政策的企业不是没有，但确实少之又少。更多的企业投入足球的原因，首当其冲的还是广告效益。李志民成立国力俱乐部的时候，他曾经考虑过将电池、房地产作为自己的主业，并希望借助足球的公关效应为自己其他的产业铺平道路。
从珠海回到西安的李志民首先看好的一个项目是一种新型的工业蓄电池，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市场前景也非常广阔：“如果我不搞足球，专心发展我的电池厂，现在国内这个产品市场完全是我的，运作的好的话，每年都会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利润。”但是，在发展俱乐部的过程中，李志民投资电池厂的资金被一步步地缩减，缺少足够的启动资金，导致了他无法完成一直看好的项目。
李志民的另外一个机会是房地产，2000年，陕西省政府为了支持李志民搞足球，特批了他558亩土地作为基地建设使用，这块基地除了满足足球俱乐部的正常用地之外，李志民本来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然而，因为同样的理由，足球俱乐部的巨额投入导致了资金紧张，闲置了3年仍未开发的土地在2004年被政府收回，李志民再次错过了最佳的赚钱良机。
“以球促商”，一直以来，不少商业大鳄在运作足球时的基本立足点，在李志民这里，却变成了“以球养球”，逐利的商人走偏了，而在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足球根本不具备足够的造血功能，其实，国力与李志民的结局其实早就注定。
饱受打击后，只能妥协
“他不是一个聪明的足球人”，这是一位陕西足球圈人士对李志民的评价，在足球圈的日子里，李志民的一些做法确实显得有点“不太聪明”。
1996年，李志民一次性为国力注入了7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按照当时运作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行情，至少可以维持3年。但初涉足球的李志民尽显 “豪气”，球员的工资奖金水平在当时都处于同类球队的中上水平。1998年在定贾秀全工资的时候，俱乐部当时定的是每个月12万元，一年下来就是144万，当俱乐部向李志民汇报的时候，他想都不想就说：“那就150万吧。”本来已经不算低的工资一下子就多了6万元的“零头”
球员跟俱乐部谈工资时，俱乐部总是尽力在帮他压价，被压急了球员就给他直接打电话，而李志民在这个时候总是最好说话的人，签字费开口就给谁100万，工资随口就涨几十万，连尚青的父亲1998年回老家他都随手给了5万元。一位熟悉他的朋友说：“志民从小就跟很多高干子弟混在一起，养成了一些大手大脚的习气，那时候他自己再怎么节约，在人前是从来不跌份儿的。”
当然李志民如此大手大脚也不是完全为了面子，他对国力的很多球员都非常有感情，随手给几万就是 “感情用事”的最佳体现。 李洋2002年被租借到深圳，2003年回来的时候，李志民亲自摆宴为他接风，有人劝他：“你作为老板，要跟球员保持一定的距离，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李志民的回答是：“什么距离不距离的，我就是爱这个孩子。”
但没有想到，正是这些他喜爱的“孩子”，却成为了以后向他追债最投入的人。“尚青来国力的时候我就给了他100万，后来转年他说他要走，为了留他我又给了他100万，现在我就差他十几万块钱，他隔山岔五地来问我要钱”，李志民这样对记者说。
李志民性格有点急，国力经费紧张的时候，在陕西省政府的帮助下，陕西很多大企业都曾经向他伸出过援手。1998年主赞助商是西北航、1999年是汉斯啤酒、2000年是东盛制药、2001年是秦丰农业、2002年是利君制药、2003年是法士特，这些企业都是陕西省的利税大户。然而他们与国力的合作却从来没有超过一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李志民急需用钱，赞助款又总不是一次到位，在赞助款项拖延的时候，双方就闹得很不愉快。2004年，国力在西安的招商数字竟然是零。
2002年利君赞助了1000万，后来又决定追加200万，在李志民实在周转不开的时候，最后的200万对方因故没有及时到位，李志民率领全体国力队员、教练以“参观利君集团”的名义到利君要钱。在座谈会上，有人泪洒会场，对利君方面说：“李总他搞足球容易吗？”李志民当时的眼睛也红红的。而利君负责人的回答是：“企业走到哪一步，关键是看管理者。”然后利君决定请全体国力人员到西安最好的鲍翅酒楼吃饭，一些国力的老队员没有去，自己打车回了家，一位老队员说：“人家那是打发我们叫花子呢，这样去要钱跟乞讨有什么分别？”
2003年，难以磨灭的记忆
对于李志民而言，2003年，是一个永远都难以忘记的年份。
在连连受挫之后，李志民觉得，自己运营足球之路必须有所调整、有所改变了。2001年，有关主管部门曾经力促国力进行股份制改革，这对于李志民来说自然也求之不得。但是，经过评估机构的评估，国力的有形无形资产总和评估下来达到了一亿多，对于这个当时在甲A保级线上苦苦挣扎的球队来说，这样的天价曾经一度成为圈内人的笑柄。而原本很多有意涉足国力足球的企业在这个“套钱嫌疑很大”的评估价格面前也都纷纷望而却步。
失去了这最后的脱身机会之后，李志民运营足球之路更显困难，也正是从这个时刻起，他开始希望通过足球本身为球队赚点运营经费。2003年，李志民将王珀请到了国力，王珀成为了俱乐部总经理，从此，国力的比赛便正如球迷所言“让人看不懂”了。
对于王珀“搞死”了国力的说法，李志民在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话不能这么讲，可以说出现王珀这样的人是国力的必然之路。在王珀到来时，国力已经走到了非常苦难的境地了，很多拿着俱乐部工资的官员已经不敢承担任何责任了，我需要一个敢于把担子挑起来的人。”
提起这段往事，就不能不提2003年国力客场对四川冠城的比赛，澳门为四川开出了让一球的盘，随后盘口一直飙升至两球半，最终那场球国力大比分落败。这场球的盘口剧烈变化使得所有人都意识到国力要放，于是大量资金涌往上盘，最终据说博彩公司在这场球上亏损了7000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力的主教练卡洛斯在这场比赛进行的过程中是坐在酒店里看完比赛的，被王珀解除了兵权的卡洛斯后来对记者说：“他们要我干违背教练职业道德的事情，我没干，陕西足球这样下去一定会遭到报应。”
根据检察部门的指控，李志民正是在这一年的比赛中收取了冠城、申花的贿款，为冠城保级、申花争冠谋取了利益，金额为250万元。有消息说，李志民收取的部分款项，以资金的方式发给了俱乐部的职员、球员，但此消息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请了一个张扬的老总，这也是李志民被圈内人士评价为“不聪明”的其中一个原因。江湖传说是，当年那支国力队已经保级无望，尽管博彩公司随后不开国力的盘，但是末代甲A的形势非常混沌，许多球队都需要拿分保命，而个别球队则需要胜利来争冠，国力便在多场关键比赛中涉嫌放水，放水一个典型手段是，若价钱谈不拢，上来先死磕，对手一着急，中场赶快过来找王珀谈话，国力队下半时立刻会做出战术调整，通常会换上一个东北籍的高个子中卫，只要这位染发的后卫一登场，国力必输无疑。
2003年末，国力降级，在球迷中公信力渐失、加上降至中甲作赛，国力球市更是一落千丈，资金更见缺乏的国力已经难以为继。2005年4月，因为拖欠球员、教练薪水，被中国足协撤消了注册资格，李志民与他的国力队从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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