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蕾仕(微博)北京报道 这次“管办分离”的改革对中国体育界影响深远，被认为能够跟“红山口会议”相提并论。体育界人士普遍认为，就意义而言，两者有着不同的背景，以及不同的影响力，“红山口会议”是足球发展改革的起点，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管办分离”是改革的深化，是对“红山口会议”的进一步落实。正如原联赛部主任和中超公司总经理郎效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红山口会议和管办分离都是足球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更加符合足球发展的规律。”
两者背景不同
1992年的 “红山口”会议与2011年的“管办分离”改革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但是却殊途同归，同为中国体育史上改革最重要的两个节点。尽管这两次改革都只是在中国足球的身上，但却对整个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起着无比关键的作用，不单将成为中国足球的两块里程碑，也将成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红山口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处在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后，当时的国家体委提出了 “压缩战线，突出重点”的意见，结果一些个人项目和所谓的冷门项目成为重点，而拥有广泛群众和社会基础的足球项目惨遭大幅削减，这也造成了原本在亚洲还处于领先地位的足球项目，在中国日益没落。与此同时，由于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思路，确定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不受“金牌战略”重视的足球地成为了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李铁(微博)映支持下，在1992年北京红山口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决定把足球推向社会，走上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其重点就是足球运动实行协会制管理；建设职业足球俱乐部，走职业化和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在足球改革作为体育改革突破口的背景下召开了这次会议，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明确了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方向，提出了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职业俱乐部体制的思路，中国足球由此开始从专业化体制向职业化体制转变。尽管当时多数代表都对职业化改革持怀疑态度，但这却阻挡不了足球改革的浪潮。
可是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红山口会议未得到很好的落实，特别是 “足球实行协会制管理”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的一项精神，却始终无法得到落实。1995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发出指令，由于“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宣布成立“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改变足球协会管理体制，而从这个时候开始，管理中心成为了各个运动项目统一的管理模式。
在足管中心的领导下，职业联赛在发展壮大之时并不被重视，反倒是各级国家队成为工作重点，职业联赛被暂停升降级，随意拆分，联赛发展困难重重；为保证国家队甚至国奥队、国青队的集训，职业联赛赛程被随意更改，甚至要为国青队参加“土伦杯”等赛事让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管理体制滋生腐败，最终导致足球圈爆发一场风暴，而2009年发起的反赌扫黑运动，却意外成为了中国足球改革的契机。
这次是红山口的延续
在南勇、谢亚龙被警方带走调查后，足管中心的“副作用”凸显严重，中央和上级领导也发现了其中的弊病所在，为此“管办分离”成为必然，而改革的重点是“小中心大协会”，撤销足管中心在足球领域的行政职能，扩大足协的管理能力，可是这恰恰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倡导的改革第一项“足球实行协会制管理”，按照时间表明年年初将落实“管办分离”，而这与红山口会议间隔正好20年。
这20年来，“国家体委”变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在这20年里，足管中心在足球项目的发展规律中无情地暴露出它的所有弊端。更重要的是，足管中心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种违规行为，这一次的体制改革，正好是对这次违规的拨乱反正。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按照中国足球协会依据我国 《民法通则》、《体育法》和《国际足联章程》设立并制定章程，在国家民政管理部门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在国际足联注册为会员。
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的规定：“中国足球协会统一组织、管理和指导全国足球运动发展，推动足球运动普及和提高，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足球比赛及其他活动，并通过必要活动，为足球运动项目的发展筹集资金”，在与总局的关系中只是“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
在红山口会议上就提出了实行协会化管理的改革方向，但是随着“总管中心”强硬闯入中国足球以后，“协会化管理”成了一纸空谈，足协的一切权力均归属足管中心。足管中心的设立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足球运动萎缩、水平下滑、以及青少年足球后继乏人等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2011年底的管办分离可以说是“拨乱反正”，终结了过去20年中国足球的体制弊病，同时也是对国家体委下设项目管理中心的全盘否定。
客观地说，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管办分离不可能在20年前就实现，现在拨乱反正并不太晚。只是，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只有到了出了问题才想到改革，才想到落实当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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