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南昌10月18日体育专电金牌榜下岗“金牌指挥棒”难下岗
新华社记者李丽、王昊飞
七城会取消金牌榜，意在淡化“金牌至上”的观念，引导地方运动队将精力和心思真正放在全面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基础技能和整体素质上。但金牌榜下岗，是否就意味着“金牌指挥棒”下岗？相关人士认为，这不是一届城运会，以及取消金牌榜可以解决的问题。
金牌榜消失，金牌利益链仍在
长春市体育局副局长赵晓路说，在设立金牌榜的年代，各代表队会不可避免地为了成绩、排名、利益等因素而不择手段地竞争，取消金牌榜可以让各代表队放松心情，有利于避免恶性竞争，使赛会的重心由争金牌向发现体育后备人才等方面转移。
专家同时认为，取消金牌榜治标不治本，作用有限。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体育社科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表示，取消金牌榜只是不公布金牌排名而已，各代表队仍会自行进行比较。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说，据他了解，此次不少代表队仍提出了明确的成绩、名次目标。
据了解，尽管七城会取消了金牌榜，但是各代表团对金牌获得者仍有奖励，视项目的重要性及各省市的整体成绩背景而有所区别。单项金牌奖金在几万元，集体项目则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不等。
一位代表团成员说，全运会仍有金牌榜，城运会的许多优秀选手还要去参加全运会，所以即便城运会取消了金牌榜，也只能从一定程度上淡化各队之间的兴奋剂、改年龄等不当竞争，但是其背后的利益关系是无法消除的。
“金牌政绩”乃乱象之源
金牌代表了什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代表团成员说：“一块金牌，牵扯着背后的一个利益链条：运动员自己受益了，教练、队伍也跟着有成绩了，主管体育部门也有成绩，地方政府同样有成绩，有成绩就有奖金、拨款，还有政绩。”
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运动员舀了金牌，就等同于自己的房子，教练员的票子，地方的面子以及官员的位子。金牌背后的滚滚名利，驱使许多人走旁门左道。一位体育官员说，在中国综合性大赛中，兴奋剂、黑哨、假球、改年龄、冒名参赛等“黑幕”，正是为了保全体育(微博)背后的利益链条。
远比城运会更受重视的是全运会，因为金牌“含金量”高，全运会更易产生暗箱操作。原则上地方体育局的工作职能应该是统筹该地区的全民体育发展规划，但实际上其领导任期往往跟全运会周期结合，工作重心围绕全运会展开。
去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就曾表示，在某些地方，全运会成绩是考察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这样的政绩压力下，对全运会成绩的追求就存在走偏的危险”，加上受到全运会名次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关联的影响，全运会部分比赛存在较严重的“公正缺失”现象。他认为，乱象正是源于金牌跟政绩挂钩。
顶层设计、评价体系须调整
鉴于此，赵龙建议，政府体育部门政绩评价应与奖牌数和金牌数脱离。他说，可考虑提高发展全民性体育运动水平在考核指标中所占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总指标的40％；地方政府可以考虑不再设立具体的赛会名次指标。
鲍明晓和钟秉枢都呼应了上述观点。钟秉枢认为，罪责不能归咎于金牌本身，“金牌指挥棒”的根源同其他领域的现象有相似之处，“就如教育领域以高考升学率为唯一标准，经济领域曾以GDP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唯一标准一样”。他说，在特定历史阶段，金牌曾作为扬国威的工具发挥了功效，但未来即便是竞技体育，也应转到以人为本，更关心运动员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上来，为此就需要改变对教练和地区体育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
据钟秉书介绍，欧盟教练理事会有一个评价执教成效的标准，要对教练员在提高运动员能力、自信心、沟通能力和品格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而不是一味强调竞技能力；美国的教练指南明确提出“运动员第一，获胜第二”。“这些都避免了片面追求金牌，可作为借鉴”。
鲍明晓则认为，应从顶层设计、整体设计入手进行调整，因为从1988年兵败汉城后制定“奥运争光计划”以来，目前的体育机制和体制是为竞技和奥运金牌准备的，已形成很大的惯性，局部调整，意义不大，也难以收到效果。
他还说，只重竞技而产生的“锦标主义”、“唯金牌论”，忽视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型过程非常不利，也同样伤害竞技体育本身，目前三大球后备人才匮乏就是例证，“不能掐了几朵花，整个园子都不种了”。“目前体育的功能集中表现在竞技体育舀金牌上，其社会、经济、文化功能都未得到体现，是狭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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