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操超
2006年到武汉大学读书后，我满城跑打球，全国跑看球。我最得意的头衔并非博士生，而是校队甲组（非专业）的队长。由于军官身份，我不能随便出国旅游观赛，因此，能到江苏常州观看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这样的国际赛事就算是大饱眼福了。但从此引发的改变，让我对羽毛球的热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视死如归”赶考
2009年到常州看比赛时，喜欢摄影的我结识了不少羽毛球裁判朋友。在交流中，他们建议我：这么爱羽毛球的一个人为什么不加入国家级裁判的大家庭呢？
对于报考国家级羽毛球裁判一事，我没有考虑会有何种结果，只是觉得既然决心去考，就一定要认真去复习、实习，踏踏实实做好过程。
第13届晋升国家级羽毛球裁判考试于2010年3月在杭州萧山举行。不料，飞往杭州的航班因为天气等原因一再延误，好不容易乘客都登机完毕，可是飞行了约50分钟后，飞机又返航武汉。在返航的过程中，得知飞机是因为导航雷达出现了机械故障，乘客们战战兢兢，甚至有人打开手机给家里拨打也许是最后的电话。
这个原本只需1个多小时的旅程，却成了27小时的漫长奇遇。我一直很平静，始终抱着《羽毛球竞赛规则》反复阅读，以至于有人跑过来问我是不是在看《圣经》，不然怎么那样“视死如归”。我甚至有点庆幸，因为我阿Q地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去杭州晚一点，可以复习多一点。
临场考试是在2010年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上举行的，考生一律用英文宣报。第一次坐上主裁椅，我有些僵直地伸出我的右手，我的处子宣报居然脱口成了“On my right（在我右侧）”。我顿觉全身的血液直奔大脑：错了！怎么办？我赶紧说：“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从这时开始，我的肢体不再僵硬，口头宣报也贴近规范。
2010年底，国家体育总局的文件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我通过了考试，被授予国家级羽毛球裁判资格。2011年春天，我开始了国家级裁判的执法之旅。青年赛、冠军赛、城运会预赛、全国锦标赛、大运会，我无疑是幸福的。扬州全国锦标赛一天三节比赛，即使是刚当过主裁，我仍申请继续上场担任司线，希望自己执裁的时间更加浓缩。因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虚心请教盼提高
我来到国家级裁判的大家庭时间并不长。我拜读过国际级裁判长雷铭基的一篇文章《裁判工作中的知、觉、圆、通》，从中了解到“知、觉、圆、通”其实是羽毛球裁判界德高望重的林传潮老师总结概括出来的。林传潮老师是我们13届的考委，而雷铭基老师多次是我的裁判长。“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两位前辈的教导让我受益匪浅。
雷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军人，要拿出解放军的气概！”我明白雷老师是在解决我“圆”的问题。他在文中提到的赵小矛老师，能用眼神、肢体语言对运动员的行为不端给予提醒和制止,从而让运动员对自己有所约束。在多次与侯龙虎、王征和老师等人的合作中，我也同样感受到这些国际级裁判对运动员违例的判决坚决而果断,提高了公信力，减少了争议。他们都成为我执法的楷模。
通过向老师们请教，我在执法中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和看法。为了让比赛能顺畅进行下去,某些不是太原则的地方或规则没有太明确规定的地方，可以适当做些变通，我认为裁判员也可以有的放矢地“触类旁通”。
例如，主裁在召集运动员时都会嘱咐他们上场前关闭手机。你如果采取命令式的语气，尽管也能令行禁止，但运动员的感受是不愉快的，会影响到比赛心理，甚至还会产生抵触情绪，加大裁判员和运动员之间发生摩擦的几率。如果采用举例子的方式，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有位运动员在比赛中突然手机响铃，尽管这位运动员解释说上场前关闭过手机，但还是被主裁出示黄牌以警告其行为不端。赛后查明，手机响铃是因为手机设置的闹铃不受手机关开机控制而发生的，虽然不是运动员有意所为，但场上手机响铃造成了事实，主裁判罚准确。我觉得，这种小故事既风趣地活跃了气氛，拉近了裁判员、运动员之间的距离，又明确地向他们宣传了规则和纪律，甚至还起到了分散运动员临场前的注意力，缓和运动员紧张情绪的作用，他们也会从这位运动员的无心之过中吸取教训。
今年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从上海到广州、常州，再到扬州，我们13届的同学得到了抹不去的提示和警醒，经验和教训。我们是最新的一批裁判，裁判长以及资深的裁判老称呼我们为“考生”，我挺喜欢这个的称谓。因为这说明我们还是学生，我们会不断进步和提高，也说明老师们会继续关心、帮助、指导、宽容我们。
我想借用那首我爱听的歌来描述我对裁判工作的感情：“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爱得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