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回归，把大运会还给大学生

“从这里开始，不一样的精彩”是深圳给予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承诺。本届深圳大运会无论是外在建设还是办赛理念上都有着焕然一新的变化。把大运会还给大学生，让体育回归体育，更是国人对深圳大运会的独特期许。

或许我们可以将大运会看成一个符号。它的内涵实质其实是一种回归，即把体育锻炼、公平竞争以及人全面成长的机会还给大学生。于是，我们不禁提到了“还给”这样的字眼。把大运会还给大学生，是体育精神的回归，也是对体育教育理念、体育制度改革的反思。

大学生运动员vs运动员大学生

10年前的北京大运会，中国队参赛阵容中包括52名参加过奥运会的选手。而如今的深圳大运会，505名中国选手大部分都是全新的面孔，只有7位奥运冠军，和10年前相比的确是大大递减了，并且出现了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复旦大学男女排球队等真正的“学生军。”“这次大运会不是一个纯粹竞技的运动会，我们的目标还是以参与为主。”中国大运会代表团执行团长杨立国明显透露出了“唯金牌论”理念的淡化，更多的体现大学生的参与性。

然而，这一观念的转型并不是那么彻底。拥有二十多年体育教育工作经验的南京理工大学体育部王宗平主任介绍道，我国的运动员有运动员大学生和大学生运动员之分。前者是较早被发现运动天赋，并直接选拔到各级体工队进行系统训练，脱离了原来的教育系统。而后者的身份首先是一名学生，在教育系统中发现运动天赋，并留在系统中继续培养。“我们的运动员中超过99%是前一种。”王主任说道。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许文华是一名体育特招生，专攻100米短跑。 “大运会是大学生运动员的梦想，这是一个竞技水平极高的赛事，我这种水平怎么有资格参加。”尽管不设预选赛、资格赛，没有成绩门槛，许文华仍然认为，大运会是遥不可及的。尽管很想参加，但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不够，连报名参赛都不会去的。”他说。

这样矛盾的心理并不奇怪，且由来已久。一直以来，中国大运会代表团为了获得更多的奖牌，不惜把大运会变成奥运会的练兵场。“由于大学内体育设施、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等与体工队的差距，因此在校培养的大学生运动员成绩的确没有运动员大学生那样出类拔萃。”王主任说。在这些专业运动员的面前，大学生们只得败下阵来。

或是因为中国体育制度尚且存在的弊端，或是因为长期处在这种弊端下所造成的不良心态，运动员大学生瓜分了原本属于大学生运动员本来就不多的蛋糕。但与大运会息息相关的人不仅仅只有参赛选手而已，那些不能够直接参与大运会却对大运会十分关注的观众也是大运会的一部分。若是将大运会变成奥运冠军们的训练场，大运会必然会失去其存在的原本价值。

运动员的跳板&青年人的盛会

大运会素来有“小奥运会”美称，是大学生运动员成功的跳板、起飞的舞台。许多体坛明星，那些如今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国的刘翔( 微博 官网 博客)、郭晶晶、姚明，外国的游泳名将菲尔普斯、NBA(微博)名宿阿伦·艾弗森，都是经过大运会的淬炼洗礼而后名扬天下。

对于大学生运动员来说，大运会的意义不单在于成绩。“大运会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体现人生的价值、实现自我突破。”王主任说，“在这里遇到的挫折也可以当做是将来步入社会之前的试炼。”本届大运会参赛选手来自加拿大的举重运动员杰西卡，虽然在决赛中的成绩仅为小组的倒数第二，但她对自己的成绩“挺满意的”。这个活泼开朗的姑娘认为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没有遗憾和后悔。

大运会同时也是世界青年人的聚会，不同国家、种族的年轻运动员们在这里结交朋友收获友谊，了解世界各地的风俗文化，开阔了眼界，提升自己的水平。而志愿者们在服务大运过程中，也提升了自己交流沟通的能力，在实践中领悟奉献的意义、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来自墨西哥的公开水域游泳运动员塞娅与大学生志愿者程丽莎在大运村结识，她们都是彼此的“第一个外国朋友”。“我们会互相介绍一些各自国家的风俗习惯，我自己的英语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我想这是一种缘分。”程丽莎说，她们已经互相留下E-mail，以后会经常保持联系。

体育教育：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可大运会毕竟只是一场暂时的体育盛筵。结束之后，大学生运动员们理应回归本职，继续接受大学教育。而轰轰烈烈的大型赛事，永远也不应该仅仅是某些运动员的狂欢，体育运动应该是所有青年人永恒的议题。

“我们提倡‘在籍、在校、在学’的‘三在’原则，这样的运动员才真正称得上大学生运动员。”王主任说。但是，对于那些高水平运动员的同班同学来说，他们是一群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校园隐形人。为了备战重要比赛，他们往往会为训练而牺牲在校学习的时间。

校园里的运动员几乎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训练上，而普通的大学生却视运动为鸡肋，对于体育锻炼，没有主动性更没有兴趣。除了一周一到两节的体育课以外，很大一部分同学并没有形成体育运动的习惯，导致上了大学以后，很多人的体质逐年下降。

从今年开始，清华大学在自主招生考试中加入体质测试，结果是参加考试的700多人中没有一个学生达到良好以上，最终学校只能决定为60~74分之间的学生在总成绩上加5分。清华大学目前正在酝酿第七、八节取消排课，留给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主要用来参与体育活动。

“清华大学的这一举措是个风向标，说明高校对于学生的体育运动越来越重视。”王主任认为，体育教育是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代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长大，吃苦抗挫折的环境很少，只有通过运动增强体质、磨练意志、激发热情，从而保证学习，真正做到全面发展。

追根溯源，体育是一种游戏。但在当今社会，体育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而不是束之高阁，成为极少数运动员的专长。

王主任认为，全民体育对于形成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有着密切的关联。经常运动的人拥有较好的体质，在自然灾害等困境面前抗击打能力强，能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另外，面对生存压力、竞争压力、学习压力等，经常运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不至于走向绝路。另外，全民的体育热情能够激发出全民的创新激情。“在运动时，人体内荷尔蒙增加，并分泌亚酚酞酶，可以增加人的激情，从而激发灵感。”王主任从生物基础上分析道，“经常运动的人精神面貌会更好，如此一来，需要思考的时候，反应速度也会更快。”

大运会开创体教结合新契机

其实，在北京奥运会的巅峰之后，体育体制改革的呼声已然一浪高过一浪，“体教结合”模式也不断地被提及。在大运会的契机下，更重要的莫过于如何找寻出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体改良方。

“目前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把竞技体育上升给国家这个层面来管理，也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主编朱恺提到，胡总书记在08年奥运会结束后的庆功宴上，谈到了坚持发挥举国体制的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举国体制的地位还是无可争议的，仍要继续实行下去，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厘清国家体育总局与各项目中心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体育发展不是像市场经济里的亚当·斯密那样洞悉余缺，全面发展；而是像演讲台上慷慨激昂的列宁，简单机械地用口号和高调来引领。“我们国家现行的体制依然还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建议把各项目中心去掉，不要和体育总局发生行政领导关系。”朱恺老师告诉记者，要想切实地产生改变，就一定要从根基抓起，而不是流于表面。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曾说过：“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但从1985年至今现在，我们国家的“体育”和“教育”仍还没有真正地产生交集。“当下，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仍然没有坐下来处理这个问题”，朱恺认为，我们的高校现在一定既要普及体育，又不能放掉教育。“90年代初的上海就是这样，他们一直在搞中小学的体教结合，非常成功。”

然而，体教结合的道路确是任重而道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国民对体育的心态。在大运会赛场上，参赛的大学生们就应该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感。获得参与体育所得到健康和快乐。但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却脱离了人们为它设计的轨道，与健康和快乐渐行渐远。中国国民在举国体制的潜移默化下，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观赏心态。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体育背负了太多比赛之外的东西，从举国体制下的“金牌至上”到男足的“恐韩症”，再到每次与日本队比赛时承载的复杂心态，我们将原本纯粹的体育比赛复杂化。这无形中为体教结合的推广和实施设置了一道很难突破的关卡。

在这一转变时期，新闻媒体本应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但实际上，媒体还是很难挣脱以往赛事报道的思维和方式。“媒体过多聚焦于奖牌，为了抢发夺金消息，不惜押宝、猜测甚至提前撰稿，无形中对‘唯金牌论’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使大运会变味”，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明德说。

李教授认为，媒体应尽快摒弃大型体育赛事中功利性、狭隘性、世俗化的报道思路，吃透大运会不同于其他运动会的独特之处，制定差异化报道策略。同时还要从全局出发，加大对群众体育、全民健身和体育社团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大学生主动参与体育社团组织发挥作用，真正体会大众体育带来的乐趣，在全民素质增强的前提下促使体育竞技水平大发展。

其实，更多的改变已经在深圳大运的赛场上出现端倪：观众们比从前更愿意给我们的对手鼓掌了，记者们也更乐于以一颗平常心来采访报道了，运动员们也更偏向以一个聚会的名义参赛。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就应从现在开始，找到“不一样精彩”。

大运会注册大学生记者 吕颜婉倩 张淼 张玥 田野 李泽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