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生于江苏宝应。1978年考入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1988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美国、德国作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先任教于华东理工大学，随后担任校长助理、副校长。2000－2004年担任大连理工大学长江特聘教授，2004年被调回担任校长。2003年担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007－2009年任亚洲及太平洋化工联盟主席，2008年被聘为德国洪堡基金会大使科学家，2009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 深圳报业集团驻上海记者 卢羽华
探索高校体育发展新路径
记者：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正在深圳举行，听说你们有学生参加此次盛会。
钱旭红：我们是有学生参加大运会。在大运会乒乓球国内选拔赛上，华东理工大学女队勇夺冠军，获得了大运会的参赛资格。女子乒乓球是华东理工大学体育教育的拳头队伍，一直为全国大学生乒协的主席单位。多次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冠，此次深圳大运会上也担负着夺标的任务。
我校作为全国知名的体教结合典范单位，有6支高水平运动队在全国名列前茅，包括乒乓球、网球、篮球、田径、武术、射击项目等。另外，华东理工大学的网球、田径等个人项目也有国内高校体育界的顶尖选手。我特别要介绍的是，华东理工大学的这些高水平运动员，全部都是通过了文化考试之后正常入学的学生运动员。在他们的大学生涯中，学习和训练同等重要，如果文化课达不到要求也无法顺利毕业。前乒乓球国家队总教练许绍发曾经赞许我们的学生打的是“文化球”、“聪明球”，这反映了华东理工大学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的特色。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华东理工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特色，请问贵校普通学生的体育锻炼情况如何呢？
钱旭红：华东理工对普通学生的体育锻炼也很重视，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在校期间，每一个学生都需要修满一定的体育学分，并掌握一门体育运动的基本技能。以我自己为例，我并没有运动的天分，也不是特别热衷于此。但我在华东理工就读期间，在学校的要求下学会了打羽毛球，我至今仍为此感谢学校，体育运动确实使我获益匪浅。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的益处，我觉得有几个主要方面：一个当然是促进身体健康，而身体是事业的基础；除了身体健康，体育也能塑造人的心理健康，我认为运动是最好的心理药，许多负面的情绪都可以通过运动发泄出来；还有就是对个人品格的塑造，教学生学会面对成败。不同的运动项目也有各自的特点，有些强调团队合作，有些彰显个人英雄主义，如果能比较好地结合起来，对大学生成长为社会人才是颇有益处的。
记者：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和一些高校不同，华东理工大学没有单独的体育学院，而是叫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这样设置的原因是什么？
钱旭红：之所以叫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反映了华东理工体育与专业相结合的理念，这也是我校探索高校体育发展新路径的两大举措之一。华东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华东化工学院，虽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但工程技术仍然是我校的优势学科。在体育产业化蓬勃发展的当今社会，华东理工结合自身优势，发展体育工程、体育材料专业。例如我校和泰山体育产业集团共建的体育新材料研发中心，是全国首家类似机构；与亚洲田径联合会合作的合成跑道检测实验室，可以检测符合国际比赛要求的比赛场地……这些专业机构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校内外得到应用，既有益于科研开发，也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
第二个举措则是探索高校体育的市场化运作。华东理工体育与工程学院的经费，学校不出一分钱，而是通过成立俱乐部，将其推向市场，通过市场化的运作筹集资金。早在1991年，学校的乒乓球俱乐部就找到了一年5万元的赞助，这在国内高校中是非常超前的。发展到现在，山西大土河冠名的华东理工女子乒乓球俱乐部已经是中国超级联赛的职业队伍，每年的赞助费用高达数百万元人民币，实现了俱乐部运作的良性循环。在中超乒乓球8个俱乐部中，我校有两个俱乐部，都是采取市场化运作。
不讲“天书”求实效
记者：从您刚才的介绍，可以看出华东理工是一个在体育方面很有特色的学校。那么在教育教学方面，华东理工有什么样的风格呢？
钱旭红：华东理工大学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化工特色的学校，尽管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但历史上形成的一些风格和特色仍然沿袭下来。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厚基础、强实践、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英才”，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对学生培养的角度来说，有了实践之后，学生独立进行学习、研究的能力会比较强；而从研究的角度说，科学研究需要实证的支持，无法通过实践验证的东西，我们不能相信它是真理。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我们的理工科，也体现在人文社科方面。比如应用于全国文明城市、先进城市评估的相关模型、“全国首个评价城市和谐发展指数”的数据模型和“2009年首次发布的我国公众节约指数”都是华东理工做的。华东理工的社会学也着重进行定量的、可操作的实证研究，例如“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研究”、“重大灾后社会重建和社会工作的研究”、“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的研究”等等。
有的高校可以“讲天书”，高谈思想、理论，华东理工不行，“讲天书”没有人听。所以我们只有实际去做，做成功了人家才说：“你有道理，这个学校有能力。”所以华东理工在招生的时候，除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也很看重考生的动手能力。在自主招生，特别是研究生考试中会让考生做一个实验，看他如何采集数据、如何处理，以此来评价他的实践能力。另外，我们对学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也很看重。
记者：华东理工的目标是培养社会英才，如何定义“社会英才”？您如何看待关于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钱学森之问”？
钱旭红：我们所谓的英才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华东理工不企求学生一定能成为非常著名的领袖人物，但希望他们能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为社会发展做出坚实的贡献，是中坚。
对于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问题，根本上说是因为在违反教育规律办教育。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而是从家庭教育开始，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存在违反规律办教育的现象。有人说我们中国的教育是“幼儿园学小学该学的，小学学初中的……到大学返回来学幼儿园的东西”。不要一谈到培养帅才就谈到大学，认为大学是万能的。这就像造房子一样，一开始土坯就做坏了，要到最后一道工序来返工，那就很难了。
就说最开始的家庭教育，我们中国有太多家庭教育采取的是独裁方式、独裁培养，最后造就的是一批又一批叛逆者。我们提倡民主的家庭教育，这不是彻底放肆，而是在家长把握大原则的同时，尊重小孩独立的个人兴趣、利益。独裁教育的根本原因是把小孩当工具。有多少家长会对孩子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光宗耀祖”，这不是把孩子当工具是什么？有多少家长会对孩子说，“你要好好读书，有了知识和能力之后，你的生活会更快乐、更幸福，能欣赏以前不能欣赏的东西”？我估计连1％都没有。把小孩当工具的后果，一是孩子逆反，二是不注意道德。像近段时间热炒的药加鑫案件，我想可能就与他从小的家庭教育模式有很大关系，突破了道德的底线。民族的素质取决于孩子，孩子的素质取决于家长。现在很多家长，自己远没有达到完美，却苛刻地要求自己的小孩完成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结果就是扼杀孩子。
通过“三个自治”创建一流大学
记者：那就中国的高校来说，应该从何处着手改变不按教育规律办事的现状，创建一流大学？
钱旭红：简单来说就是“三个自治”：大学自治、教授自治、学生自治。大学自治是外部环境，政府把握宏观的大学管理方向，其他细节不应多关心，让高校有自主权。政府部门要明确高校是干什么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般认为是从德国洪堡大学开始。在这之前的大学，最早是传经的地方，后来才开始传授知识，但它很少做研究。到洪堡大学开始，强调大学有两个责任——研究和教学，这也就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之后美国的大学又多加了一条社会服务功能。去年国家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提出的目标和这几条也是一致的，只要把握住这个大方向就可以。问题是现在政府教育部门太喜欢管细节，有大学校长说：“领导懂教育懂得越多，教育的问题就越多”。如果领导真的懂教育，就该来当校长。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没有在大学的切身体验就不应该管得太细。
教授自治就是由优秀的学术团体来对教学和科研事务进行民主决策，它是针对行政体系而言的，就是行政不干涉学术事务。学生自治则是针对行政和教授，是指在课堂外应给予学生大量的自治时间，通过学生社团、学生组织来管理学生事务。教授自治和学生自治是高校内部的实践，相对来说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各个高校都在做各自的尝试。但是这两点受制于大学自治，高校只能在现有框架下面尽量做得更好。
如果能做到这三个自治，大学就很容易培养出好的人才。高校要有管理，但应该符合教育规律，这也不准做，那也不准动，学生的创造能力肯定会下降。
记者：您讲得很有道理，那么华东理工大学在这些方面有没有进行改革的尝试？
钱旭红：我们正逐步在做。比如说教授自治，我们希望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进行调整，把追求学术卓越放在第一位，让优秀的教师发挥作用。但这也需要国家的人事制度进行改革，现在的规则下，公立大学没有对教师进行淘汰的权力，所以一些“庸师”可以在大学里面混日子。
教授自治的理想状态是，将教授的招聘与淘汰与所在的专业学科紧密结合。某些先进的国外大学每隔四五年就进行一次专业调整，一般有1％到5％，最多有10％的专业学科会被调整掉，专业学科办不好，里面的教授统统解聘。而在专业学科内部，则由教授民主决策。比如一共7个教授，分别教授7个方向的课程，考核的时候发现6个方向都办得不错，只有一个拖后腿，那就由教授们自己投票决定把拖后腿的教授赶走，再找一个回来。这就是自我进化机制，就是教授自治。
国内现在的情况则是建专业容易，撤消专业难，罕见专业学科淘汰，50年前办的老化专业现在还在办。还有就是教授来了之后，说起来是有教学任务，但他自己做研究，专业好不好、学生好不好跟他没关系。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重视能出成果的研究生当劳力，不重视本科生的教育。那怎么办呢？我们正在改变，就是把每个教授都挂到专业学科里去，由教授委员会来进行评价，没做好排名就后退。而学校要给考核排名靠后的教师停发津贴，只拿基本工资，让他感觉自己可有可无，自动离开学校。这个事情需要缓慢而持续地进行，我们不希望像闪电一样来一阵就没了。
记者：那么学生自治呢？有什么举措？
钱旭红：学生自治其实就是两条：民主实践和法制实践。民主实践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己推选班长、学生会主席。你搞推选也行，搞海选也可以，只要给不同的人以均等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仅仅是当领导的机会，也有被领导的机会。领导和被领导的角色要经常转换，不能多年不变，成长期，可塑性强，需要的是历炼。比如说在班里是班长，到社团里可能就是个小兵；班里的普通学生，也能到社团当个头。高校里的学生大多处在青春期，很容易有逆反心理。他没当过头就会一直逆反，但做了一次领导之后就知道：“哦，人家也不容易，应该互相理解”。哪怕他对当领导不感兴趣，他也会是个优秀的被领导者。我们要培养的不仅是优秀的领导者，也要培养优秀的被领导者，而不是说因为不优秀才被领导。科学、艺术需要更多的特立独行的个人创见。学生在大学4年中角色转换的背景越复杂、人生经历越多，将来的独立能力就会越强。
法制实践更好理解。学生遇到问题，吵架、抄袭、剽窃、利益纷争，现在的方式是行政处罚，从班主任开始一级级往上报，最后学校决定给予一个处分。这样做不能说没有效果，但这是外在制约，不是内在制约。在学生看来，这是惩罚不是教育，你不听我的我就惩罚你，导致逆反心理：“你们这些大人就这样”，等他成了大人也这样。华东理工正在做的是尝试建立学生法庭，大家一起讨论校规校纪，定好之后就交给学生。出现违纪现象，由学生法庭决定该受到什么处罚，要求情也可以，拿出事实依据来，校方不再是决定者，仅仅是最后的认可。这样学生对学生进行教育，真正起到教育作用，学校也减轻很多工作压力。
当然学生自治需要一个过程，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目前华东理工还处在“训政”阶段。学生自治不是说把他往海里一扔，撒手不管，那不是自治，那是淹死他。你要完全放开，学生讨论之后决定说考试作弊是正常的，学校怎么办？我们希望看到的自治是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学生自我管理体制，然后慢慢放手，最后彻底交给学生来做。大人教育小孩最好的方式就是远远地看着他、适时关爱他，但不要时时操纵他，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没有国际化就没有好大学
记者：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前不久正式开学，它有异于现有的高等教育体系，目标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国际一流大学。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钱旭红：我很敬佩南科大的尝试，非 常勇敢，值得提倡。创建一流大学并不一定需要很长时间，关键是机制和资源。南科大的榜样香港科技大学，从零开始20年就办出了一流大学。这不是特例，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例子。英国华威大学，建校不到50年，现在排名英国第四。能不能办好大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机制，深圳作为特区，创造过很多新的模式，教育上也可以创造新的模式。
记者：现在国内许多高校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将国际化作为提升高校教育水平的重要手段？您对此如何看待？
钱旭红：大学本来就是多文化交流的场所，没有国际化就没有好大学。国际化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文明多样性，通过多样性促进人的创新思维。国际化有两步：自己走出去，别人走进来，而不是请进来，实现多文化交流。现在我们实现了第一步，自己能走出去，但还不能和人家平等交流，没能吸引人家大规模走进来。现在来的主要是学习语言，等到我们方方面面人家都愿意学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华东理工大学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与多所国外高校进行师生交换，规模也比较大，每次数十人。另外我们也有和国外高校商谈合作办大学，但目前还未最终确定。
加强与深圳的产学研合作
记者：华东理工大学1996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8年获准建设“985创新平台”。华东理工大学是以理工为传统和特色的高校，而深圳则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华东理工是否会加强与深圳的合作？
钱旭红：一定会。华东理工大学2001年成立了深圳研究院，在深圳培养生物制药、计算机技术等人才，目前已培养了数百名研究生。我校还入驻深圳虚拟大学园，将科研成果在深圳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下一步我们希望能与深圳更密切地进行产学研合作，在深圳建立研发和技术转移平台，借助深圳的市场化优势，实现技术的产业化。另外，我们也希望做大人才培养平台，为深圳的继续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