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受有关部门指示，体育总局近日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对总局和运动项目进行大改革，具体细则已在设计之中，包括收回各运动中心的名称，并改变中心部门的设置，实行各项目协会化，由各协会来主管项目发展。如果真能落到实处，那么，这一措施将对中国体育未来发展产生根本性作用，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体制变革后，无疑也是一个新的契机。
[背景]奥运后的体制改革
2008年奥运会后，中央领导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做过重要指示，要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总局局长刘鹏，副局长肖天、蔡振华等都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未来中国体育的改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各方都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成就，在竞技体育上也获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但是夺得金牌的项目都是民众不常参与的冷门项目，在世界上发展相对成熟而且职业化程度高的体育项目上依然处于劣势，这也让各方对中国体育未来走向提出了改革的设想。
2000年12月15日，总局下发了 《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里边第八款提出：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加速体育机制转换。具体细则包括：
32.继续推进体育行政管理机构改革。进一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和社会能够办的事逐步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体育方针，研究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加强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强化体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社会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
33.推动体育事业单位改革。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按照责权利统一的原则，明确事业单位的性质和职责，实行分类管理。改革人事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实行工资与效益挂钩和全员聘任制，使其成为自主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
34.充分发挥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的作用。从中国国情出发，吸取国外成功经验，认真研究体育行政部门与体总、奥委会的职能定位，理顺关系，明确职能，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35.深化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是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继续推动协会制改革，逐步理顺各级体育组织机构的关系，加快训练体制、竞赛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在进一步完善我国运动项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区别不同情况，扩大协会在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经费使用、国际交流等方面的自主权，使协会逐步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社团法人。政府和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法律规定对各协会进行管理，行使建议权、指导权、监督权和审计权。
全国性单项协会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改变过去单纯依赖政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模式，发展和依托社会网络，按照协会章程开展活动，正确行使职能，承担应负的责任。各地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分期分批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
此外，体育总局印发的《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通知也写到：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职能，加快从“办体育”向“管体育”转变。按照国家总体部署，推动国有经营性体育事业单位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化运作，积极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重大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各地建立健全体育产业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
从中可以看出，“协会制”是一个方向。目前，经过酝酿，基本措施已经基本谋划完毕，其中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带有行政色彩的“中心”与“协会”的剥离。事实上，这也是制约中国体育发展的瓶颈所在，如果无法突破的话，其他的体育改革措施均无从谈起。
[改变]废除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总局副局长肖天曾说过，“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有一个战略目标转移，重新布局的问题，怎么从举国体制向职业俱乐部联赛过渡，特别是三大球等项目，都是我们现在在改革中要摸索的一些问题。”
就足球项目来说，中国足球圈内人士对目前的管理模式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体育界过于强调行政特色、部门的特殊性，与其他国家属于民间和自发性的发展模式相抵触，中国体育不适合发展足球项目”，可以说，足协内部几乎所有人对总局的体制造成足球的发展滞后都深恶痛绝。
足协与其他很多项目一样，都挂着“管理中心”和“协会”的两块牌子，现在东玖大厦楼下，就挂的是 “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及“中国足球协会”的两块牌子，但工作人员只有一套。
行政色彩浓郁的 “管理中心”被定在正厅（局）级别，阎世铎、谢亚龙、南勇和韦迪都是正厅级干部，但是足协却是一个民间团体，是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其他国家足协真正发生联系的单位，可是足协却从来没有按照民政部门的相关规定，真正地“选举”产生过负责人，多年来都是由体育总局空投，于是出现的怪现象是，总局派出正厅级别的管理中心主任却在干着另一个单位负责人“足协主席”的工作；而杨一民、南勇和于洪臣作为行政部门管理机构足管中心的副主任还可以出任企业中超公司董事长，“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这个在其他行业和部门存在的问题都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足球、中国体育身上，改革如果绕开这个问题，则无法达到效果。
正如郎效农在离开足协时表示的，足协发展受限制的原因是“以足球管理中心取代中国足协，以行政管理取代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管理，是其中最根本的体制性原因。”在总局的改革措施中的第一步就是 “收回管理中心”，这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总局收回管理中心后，那些“传统”的足管中心、篮管中心、田管中心、水上中心等等耳熟能详的部门将不复存在，成为设在总局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个协调部门，负责上传下达的工作，而不是现在这样在各项目中强势地展现着行政领导的姿态，为各体育项目产业化和市场化扫清障碍。
在谢亚龙和南勇出事后，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表示过 “要改变足协的体制”。长期以来，中国足协负责人始终代表着两种角色，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正是这一便利条件，才导致谢亚龙、南勇等人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出现了问题。刘鹏认为：“目前足协既办赛又管赛，这导致问题丛生，这明显是不合理的现象，而且也成为了腐败的温床。所以这个体制必须改革。”刘鹏说，现在改革首先剥离“中心”，将彻底废除“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怪现象。
目前的初步计划中，收回总局的部门将重新命名，目前比较倾向于设立“足球局”、“田径局”等部门，现在工作职能和范围还未出台。尽管在中国的体制内或许无法做到真正的与行政脱钩，但是这至少表面上能够让人看到中国体育实行协会化的发展方向，而不是一味地施展“行政手段”。
目前总局也在为收回各项目管理中心做准备，其中办公楼成为总局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总局已经决定将现在的办公大楼留给各项目的协会，如东玖大厦给足协；广渠门内大街的通正国际大厦留给篮协等，因此收回的中心人员将另外寻找办公地点。总局在天坛东路的办公大楼已经人满为患，不仅有总局领导、人事、外联和计财等部门，还有训练局等，已经无法安置从各项目 “回归”的人员办公，因此足协已经与北京市东城区规划部门联系批地，建造新的办公楼。
购楼与建楼的资金倒不成问题，北京市目前用地也日趋紧张，作为行政部门的用地也有着相关规定和限制，据悉，原来总局归属崇文区管理时，用地也有一定困难，为此足协只能在东玖大厦购买楼；现在崇文区与东城区合并后，情况并没有好转，也需要具备相关手续后才能拿地。
足协目前正在亦庄寻找新的办公地点，只是作为足协的办公地，还没有经过总局的审批，为此足协也在设计其他的办法能够把办公楼挪至亦庄，但是总局的改革令下达后，足协更换办公楼的想法可能会受一些影响，总局的改革目前已是箭在弦上。
[受益]足协终于名副其实
剥离“中心”后，总局的改革措施之二就是将各运动项目回归协会，这是未来发展的重要举措。与其他国家相比，体育回归大众是一项基本体育政策，在民政部门注册、具有民间团体性质的协会将使得普及更加贴近大众，更加易于按照项目的运动规律来发展，足协或者说中国足球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事实上，2008年奥运会前夕也曾传出足球划归民政部管的消息，不过，当时的背景是大部制改革。而在足协网站上，是这样定义“足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唯一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同时指出，中国足协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单位会员，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
项目协会化一直是多年来中国体育人士极力呼吁实现的目标，但是由于过多的行政手段干预，造成各运动项目的发展偏离了基层，偏离内在的规律。以足球为例，更多的是为所谓的“政治”服务，在“奥运战略”之下，历年国奥队受到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国家队，以2008年初进行的世预赛为例，体育总局主管领导没有到现场观看任何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但是却在沈阳现场观看国奥队的一场无关紧要的“友谊赛”。
根据《中国足协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依据我国《民法通则》、《体育法》和《国际足联章程》设立并制定章程，在国家民政管理部门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在国际足联注册为会员。如果不能实行协会化管理也是一个违法行为。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足协管理体制能够集中足球界内外的知识、智慧和人财物力等资源，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方式管理全国足球运动，。
目前，撇开行政因素，才能够更好地按照足球规律本身来发展，以普及为宗旨来设计未来的发展规划，并且真正地在工作中解决目前各地足球发展中的情况。但中国足协从1955年建立开始就 “名不副实”，从未按照民政部门备案，也未按照《中国足协章程》搞过真正的选举。
2009年12月，本来足协就准备召开足代会并选举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但是由于南勇、杨一民等出事后，这届足代会一推再推，一直到今年都未能召开。根据总局和足协领导的意见，本届足代会将推迟到南杨案审理结束后才能召开，以免执委班子里再出问题。
按照南杨案件的审理时间看，足协方面预计应该在9月初能够开庭，一个最新迹象则是，8月5日南勇的辩护律师已经到足协开始一些调查和了解情况，为南勇的辩护做准备，预计两周后南勇的辩护律师就可以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因此9月份开庭也是一个较为靠谱的预期。足协领导也在上周暂定足代会召开的时间表是11月份。在总局“运动项目协会化”的改革方案之下，本次足代会的召开也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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