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严益唯报道 《高官的良心》是作家朱晓军近日推出的报告文学，记录足坛反黑高官——前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十年前参与掀起足坛反黑的全过程。4月21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家中观看相关扫黑最新报道的陈培德先生。
如果不是这本新书出版商的造势，很多人已淡忘了陈培德这个名字。但，关心中国足球的圈内圈外人士，对于陈培德的名字不会真正忘去。绿城不久前主场战胜名古屋，有人在主席台看到了这位“前局长”，私下还是亲切地叫他“反黑局长”，据说他也是那场比赛，到现场观战级别最高的前官员，看来他依旧关心着足球。
不敢信足协老江湖
十年前，作为时任体育局高官陈培德高调抨击体育圈中的黑让人印象深刻；十年后，记者想知道的是，这位当年的“打黑局长”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比如对南勇等前足协高官最新的评价，以及通过对比前后两次反黑引发的对未来的启示等，这些都是十年前那次扫黑背景下，陈培德无法公开表达或者还没来得及思考的东西。
“足协我只相信阎世铎”，这是陈培德十年前反黑时说过的一句话。如今，他又旧话重提。“南勇这个人，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2001至2002年之间，他带队到浙江检查女足世界杯的准备工作，我全程陪同。当时正好是足坛反黑最火爆的时期，但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这方面的情况。我其实一直在等他问我关于反黑的事情，他一直不提，我也没有主动去说。因为我根本就不信任他。”陈培德当时的确是体育官员中的另类，他当时的观点是，足协内部一定有问题，所以他只相信阎世铎，因为后者刚刚去足协，“足协的老江湖我不敢相信。”
果然，中纪委和体育总局监察部联合调查组来杭州调查取证陈培德等掀起的反黑行动时，一看到时任足协裁委会主任的李东升，陈培德当晚就向带队的调查组领导建议，请李东升回避。“足协本来就有问题，自己人来调查，肯定不合适。调查组组长听取了我的建议，第二天就买机票让李东升回去了。”陈培德说这两件旧事，是想与这次同样涉案的前足协主席谢亚龙进行对比。
“过去那些足协官员，我的确十年前就不信任他们。但是谢亚龙这次出事，我是很意外的。”陈培德说，过去在体育圈里，谢亚龙是他比较看好的官员，“到足协之前，谢亚龙甚至可以说是体育管理的人才。他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典型的被体制所害腐败案。我们常说，不好的体制让好人变成坏人，谢亚龙就是这样的例子。正是足协的体制，让他从一个体育界的精英，沦落到阶下囚。”
反黑靠法制非人治
那么，足协的体制有什么具体弊端呢？换一批领导是否就能重建光明的未来？对此，陈培德表示，尽管他看了韦迪制定了一些中国足球的规划，但他并不看好，“如果还是在旧体制下运行，那么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在老陈眼里，足协如今的体制，是一个“党、政、群、事、企”一家，“管、办、监”不分的不伦不类的机构。“通俗说，足协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这样能公平吗？”
作为曾经出任浙江人大常委会分管文教卫的副主任委员，陈培德从法制的角度谈到了自己对未来制度改革的建议。“首先必须政足协体制须政、企分开，政、事分离；其次，全国人大应该出台纲领性的《足球法》专门针对足球进行管理，《体育法》是豆腐法，太软，应该修改。第三，中国足球要上去，青少年足球就要抓好。但是现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空间很小。学校发展青少年足球难度很大。现在学校把升学看作第一、校长、老师、家长都不愿意让小孩踢球。而且现在土地那么宝贵，房产商也不愿意让出可观的黄金地块的土地利润让学生去踢足球，造成青少年踢球也没有足够空间。”
陈培德认为，最后一项改革，需要国家教委等部位介入，只依靠体育总局是无法完成的。总之，他认为足坛的反黑，根本上只能靠法制，而非人治。“这次反黑，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才取得了如今重大的成果的。足坛将来应该形成长期的反腐扫黑的高压态势。现在我看中超干净了，虽然还有人喊黑哨，但足球现在的规则，没有像网球那样可以挑战裁判。因为技术原因，误判甚至反判都是足球比赛不可避免的，黑哨是有利益驱动的，两者有本质区别。未来是否能杜绝黑哨，我不敢说，反腐扫黑只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陈培德显然对这次足坛的反腐和扫黑非常满意，“十年前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是一个人在战斗，兄弟省市的体育局，没有一个官员公开站出来支持我。虽然他们私下很多都支持我，但是因为当时的背景，一直是我踢主场，如果能形成大合唱，当时的行动可能就更深入下去了。足坛的黑幕包括：假球、黑哨、地下赌球和贪官。针对这些，净化足坛应该进行打假、扫黑、反赌和肃贪。这些如今都取得很大的成果，需要长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