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基层教练员深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本报资料图 记者 施剑平 摄
教练体罚队员，或许是中国体育最根深蒂固的潜规则，“善意的教鞭”是东亚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运动员一般都很能忍，因为他们不仅要应付来自教练的责骂、耳光和踢打，还要被迫适应以大欺小的运动队顽症。绝大多数运动员为何能常年忍受这种言语和肢体暴力？什么才是他们忍耐的底线？上周末，本报记者对话多名90后运动员，他们和男篮国青队的那批队员年纪相仿，经历相似……
本版撰稿 记者 张楠
》一个运动员从小到底挨过多少打
乒乓小将自述：我相信人人都被体罚过
我相信，每个中国运动员都被体罚过，没人幸免。
小学五年级那年，只要练得不好、练得不对，我就会被少体校的教练用鸡毛掸子抽，抽大臂，抽屁股，如果抽得狠，会红肿青紫好几天。什么叫练得不好、练得不对？教练都是用国家队的眼光来要求我们，所以怎么练都不好、不对。我当然不喜欢挨打，但那时的我，对挨打没什么想法，而且还总是自责：我的表现的确不好，教练怎么能满意？
我爸我妈也够狠，他们和教练说：“您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们就把儿子交给您了。”如果我不争气，输给了原来没输过的对手，我爸会揍我；如果我考试没考好，题不会做，我爸也会揍我。在家里，在队里，都要挨揍，你想想我有多郁闷？
12岁进了体工队，挨打照旧。有一次我外出比赛输了球，一着急就砸球板、踹球台，这可不是小事，这属于作风问题、赛场违纪！教练火了，把我揪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猛扇了我十几个耳光，我的脸被扇肿了，几天都没消肿。更倒霉的是，第二天我还得参加比赛，脸肿得眼睛变成了一条缝，连球都看不见了……我想，那次挨耳光磨炼了我，到现在，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退却。我不恨那个教练，他打我是不对，但他对我很负责。
进入省队，没有教练打我了，表现不好当然会挨骂，不过那些有培养前途的队员才会被骂得比较狠，我没什么上升空间，教练懒得骂我。其实，打我骂我都可以接受，最令我不能接受的，是教练说我“不行”，如果他说我“不行”，我一定要努力证明“我行”。
教练体罚队员说明要求严格，技术可以抓得更细，但是体罚和成绩是不成正比的。范斌错就错在，他想用管理小孩的那一套管理国青队，他也不想想，国青队的队员都那么大了，身体成熟，思想也成熟，还连打带骂，队员们不把范斌揍一顿就不错了。面对18岁以上的队员，教练就变成了朋友，遇事好商量，以上压下行不通。
游泳小将自述：好几次想杀了教练
挨打，我无所谓，就像玩一样。15岁之前，我经常在中午和半夜偷偷从队里跑出去泡网吧，教练发现了，会扇我耳光，会拿脚踹我，我觉得都是闹着玩，伤也会有，但不会像别人肿得那么厉害，我想我是特殊体质，比较禁揍的那种。
那时候我不服教练，也不愿意刻苦训练，即使教练说“绝对不许出去”，我也经常当作耳边风。教练说是为我好，其实人都是有私欲的，我知道他平时看我不顺眼，打我，也许只是为了出口气。有一次，我被教练抓到在网吧打游戏，他说：“我让你选，要么让我把你打一顿，要么我去给你爸打电话。”我选了让他打一顿。
十六七岁的我特别逆反，好几次都想杀了那个40多岁的教练，因为他骂我家人，人是有灵魂的，骂脏话也是有语境的，每次他带着侮辱性的语气骂我和我家人，我就想杀了他。有一回，全队集合，教练很难听地骂了我，全队都笑了，我也冷笑了一声，然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紧接着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倒在血泊中的样子。后来我劝自己，算了，先别这么干。
再后来，我长大了，新换的教练不再打我，我懂事了，很少再把教练惹毛，不过，体罚仍然有。那年夏天，教练罚我和队友在规定时间里绕着操场跑8圈，我跑得很慢，跑完了，教练说，你再快点跑两圈，我还是跑得很慢，结果我从中午11点半一直跑到下午1点半，教练就在大太阳下面陪着，这就是我的反抗。
教练还会罚我们钱，训练迟到、上课迟到、比赛作风不好，都会罚钱，50块、100块、200块不等，这些钱会作为队费存起来，有时候给大家购买生活用品，有时候给队内赛打了第一名的队友奖励，教练是不敢揣进自己腰包的。我们队里的女孩子，挨打相对少多了，也有，但真的很少，她们也会被体罚，罚长跑。
范斌被男篮队员弹劾那件事，我听说了。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一两个队员看不惯你，很正常；如果所有队员都烦你，那你肯定有问题。
》他们认为范斌错了
》揭秘
打人的其实不只是教练
“以大欺小是我们运动队的传统，姚明和刘翔(微博 官网 博客)小时候也被欺负呢！”王坚轻描淡写地说，“我和我的队友们，为大队员刷球鞋、洗衣服、跑腿，偶尔也会挨揍，几乎没有反抗的。”刘钢是个例外，他敢和比自己大四五岁的师兄拼命，俗话说，横的怕不要命的，可是拼命的代价是很大的，13岁那年，刘钢曾经被18岁的师兄把耳鼓膜打成穿孔。
刚进队就被揍一顿
王坚14岁进入市队的时候，是有心理准备的。于是，当一个师兄把王坚叫过去，不容分说地揍了他一顿，王坚的心里居然在想：“没什么，终于挨完了这顿！”其实这一顿可挨得不轻，身上的伤痕过了好几天才慢慢退去。
那之后，王坚开始为揍他的那位师兄跑腿、洗衣服、晾衣服、刷球鞋，他甚至没有动过反抗的念头：“我1米5，他1米85，我怎么反抗？”王坚和这位师兄相处了8个月之后，成为了朋友，下马威的仇怨也被慢慢化解，王坚说：“我不恨他，可是每当他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又不好意思拒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很难受。”
成出气筒也只能忍
柿子拣软的捏，内向的周达一直被欺负。
13岁进入体工队的时候，周达被那里的氛围吓坏了，队友之间都很对立，竞争残酷激烈，有点摩擦就会动起手来。有个15岁的师兄，开始让周达跑腿买东西，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拿周达当出气筒，整整一年，周达都默默忍受着，“挨个几脚几拳，身体上疼得不是很厉害，但心里疼，那一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多年之后，周达仍旧不能释怀：“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会那样忍？如果我能豁出去会怎么样？现在他出国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也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每次想起他，我都压不住火，我想揍他一顿，把以前的委屈打回来。”
不听话用棍子劈头
10岁的刘钢背井离乡，来到异地的俱乐部训练。宿舍里没有饮用水，每天早晨大家接了热水凉在那边，中午训练好了回来喝，刘钢每次回来，水都被十五六岁的师兄喝掉，刘钢的零食、被褥、衣服，只要是师兄们觉得好的，都会拿走，有时，也会没来由地打刘钢一顿。忍无可忍，刘钢开始反抗，“我和他们玩命，我把这当成了一场战争。”
13岁那年，刘钢经历了两件让他难忘的事。一次是他和18岁的师兄发生了争执，不肯听话的刘钢遭到痛打，耳鼓膜被打穿。另一次是刘钢和朋友外出，刘钢早走了两分钟，他的朋友被几个十六七岁的师兄团团围住，他们用棍子打这个男孩，棍子都打断了，后来男孩的脑袋缝了4针。刘钢说：“现在想想真后怕，我站在台阶上，才和他们一样高。”(文中姓名为化名)
》探访
体罚太狠了就会有反抗
在采访中，几名家长都表示可以理解教练的“适度”体罚，甚至有家长认为，如果一个教练肯打骂一个孩子，就说明教练在乎这个孩子。殊不知，正是这种默许和纵容让体罚在中国体育文化中牢牢扎根。只有当教练体罚队员酿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家长们才会为孩子出头，或者把教练的脑袋打破，或者把教练送上法庭。
家长打破“魔鬼教头”的脑袋
早在2005年6月，本报就曾报道过上海乒乓女队十几名队员集体离队出走的新闻，事发后，家长们前往东方绿舟训练基地向教练要人，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女队主帅归震祺被打破了头，缝了好几针，当时家长们说，打教练是“有前提的”，因为有着“魔鬼教头”之称的归震祺对孩子们进行了“魔鬼训练”。
原来，在某天的体能训练中，归震祺要求队员在淀山湖畔长跑，从傍晚6点一直跑到深夜10点，第二天早晨，归震祺又要求队员7点钟出操跑步，在跑步途中，十几个女孩子不辞而别。挨打后，归震祺气愤地说：“怎么会有队员家长打教练，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体罚致死后，教练向家长下跪
近年来，中国最极端的体罚案例，就是14岁的足球少年母诗灏被教练体罚致死。惨案发生在2009年7月，小球员母诗灏笑着问教练林林：“林教练，明天我们几点训练？”“母诗灏，你站过来！”随后林林毫无征兆地一脚踹向母诗灏的胸部，母诗灏躲闪不及，后脑勺着地，随后林林又补踹了两脚走开，母诗灏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
2009年8月，林林向母诗灏的家人下跪谢罪，无法得到宽恕。去年9月，重庆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宣判：林林犯过失伤人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这一判决结果让母诗灏的家人非常失望，他们认为林林对母诗灏是“故意伤害”。
他们向媒体爆料、向协会投诉
“爱心棍棒”和‘善意的教鞭’，在东亚体育界普遍是被容忍的，但家长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2009年底，台湾新竹的棒球教练用球棒痛殴球员的屁股，一名球员暗中用手机拍下过程，当时孩子们趴在地上，教练陈世龙右手拿着断裂的球棒，从上挥下重重打在屁股上，发出砰砰的巨响，伴随着孩子们的哀号。有家长在看到视频后，愤而向媒体投诉，在这个案例中，孩子和家长都比较注重维护权益，值得借鉴。
今年3月，本报曾报道韩国短道速滑奥运冠军金东圣退役后在美国执教，他在更衣室里体罚队员，“金教练用冰球棒、冰刀保护皮、锤子、秒表打我们的屁股、后背和手掌”，“他还用脚踹我们”，家长们知道后向《华盛顿邮报》爆料，还向美国速滑协会写了请愿书，最终美国速滑协会吊销了金东圣的执教资格，事后韩国媒体感叹道：“美国根本不存在‘体罚标准’这个概念。在美国，体罚是犯罪行为，我们有必要对韩国的体罚传统进行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