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犹疑
因为训练过于辛苦，母亲朱月琼已开始犹豫是否应该继续让儿子杨可从事体操
相比之下，杨飘的“运气”要好一些。郑顺生通过私人关系，将她推荐给了山西省省队。
杨飘被接收了，并在几场国内赛事中获得不错的名次。但很快，矛盾开始凸显。
一进入省队，杨飘的手机和零用钱都被教练没收，理由是影响训练。她开始罢练。
即便是远在仙桃的郑顺生，仍然会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劝说杨飘，让她调整心态，继续训练。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朱月琼。本来对于两姐弟是否继续从事专业体操训练，她就一直是犹豫的。
今年春节，朱月琼去山西陪杨飘过春节。因为省队担心队员发胖，杨飘和队友们都不能回家过年。
这种训练的强度常常让朱月琼感到揪心，但如果就此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又让她觉得可惜：“已经练了这么多年，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朱月琼还觉察到儿子杨可一些微妙的变化：入学后的第一年春节，杨可回家过年，亲戚朋友起哄要求表演一下，他“腾”地就在场子里翻起了筋斗。
但今年无论大家怎么起哄要求，杨可坚决不肯再表演；尽管姐弟俩都是练体操的，一旦碰面，两人都默契地不提关于体操的任何事情。
朱月琼把这种变化理解为一种兴趣减淡后的疲乏。
而杨仁平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孩子的兴趣和意愿似乎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年龄尚小的杨飘、杨可姐弟是无法抉择更好的未来，而在“体操之乡”练体操，不失为一条好出路。
母亲朱月琼则一直在焦躁不安中犹豫着，几乎每次开学，朱月琼都会跟教练郑顺生提出接回杨可的想法，但经过郑顺生的一番劝说，她又会暂时放下心中的疑虑。就这样，周而复始。
退出，这是郑顺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希望杨可能留在自己队里继续训练，他有信心培养出一个准冠军来。
“要送妈妈4块金牌。”
学校里6岁学员杨可还不知道“冠军”背后的压力，他还渴望着将来为母亲赢得金牌
“谁能保证这里的孩子一定能成为冠军呢？”训练场上教练杨玉林感慨地说，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冠军，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
李小双体操学校副校长彭友平也觉得现在压力很大。
国家体操队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名单已经出炉，里面没有一个队员是从李小双体操学校毕业的。
彭友平的压力来自于，从1992年的巴塞罗那到2008年的北京，历届奥运会总有来自仙桃的运动员的身影。
“4位奥运冠军诞生地”，“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等名号，更是让彭友平有着难以摆脱的压力。
彭友平说，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年代，他也没有过现在这种压力。
上世纪70年代，仙桃就有体操训练基地，“当时没有器械，师傅(丁霞鹏)自己做，保护的海绵垫都没有，师傅就在河边地上铺厚厚的稻草，盖上沙，再搭上帆布。”彭友平回忆说。
1996年，仙桃体操训练中心才有第一个室内训练场。彭友平还记得，墙壁上用白石灰写着“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冲出沔阳，走向湖北”的标语。
随着大小双成名，仙桃体操训练中心也于2001年，改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学校开始走向辉煌。
学校的总教练颜永平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只是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正常的低谷期”。
颜永平说，“一届奥运会缺失，意味着学校重新从0开始。”
杨可还不懂这些，他现在只是对金牌充满着一种天然的渴望。这种渴望来自于训练、来自于环境，来自于耳濡目染。
春节回家，他曾对母亲朱月琼说：“妈妈，我要送4块金牌给你。”
“他不知道，拿一块金牌是多么难。”杨仁平叹息道。
杨可还看不到自己有着怎样的人生，十几岁可能就要面临大赛重压、退役后出路较窄、为团体赛牺牲个人等境遇，杨可对此都还没有概念。
晚上7:00左右，训练已经结束，这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候。
10多个6、7岁的男孩子围坐在电视机前，大声讨论着。有人问：“杨可，你见过金牌长什么样吗？”
他抬起头，想了想说：“像个杯子一样。”
杨可还分不清金牌和奖杯的区别，但他曾经在体校的展览室见过，那些金色的奖杯陈列在玻璃橱窗里，闪闪发光。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