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体坛周报》昨日披露，在北京奥运落幕3天后的2008年8月27日，当时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向国家体育总局递交了辞职报告。
他在报告中表示：“奥运会没有打好，没有完成党组交给我的任务，作为一把手，我诚恳地向组织上承担领导责任。为了大局的稳定和足球的长远发展，也是按照奥运任务书的奖罚要求，我不宜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请党组下决心对足球中心班子进行组织手术。”而且，“足球的问题非常复杂，如果再换一个新人，很难短期搞清楚足球的问题，我向党组举荐南勇同志任足球中心一把手，他的能力是够格的。”
对于足协主席一职的人选，他表示：“鉴于足球的社会影响力和惯例，如果要‘热处理’，建议由总局主要领导任足协主席，主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担任执行主席，以加大足球行政领导的力度。如果‘冷处理’，主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即可；足球中心换一把手，应该任用熟悉足球工作的人。”
最后，他不忘为自己道一声辛苦：“三年半时间，我干得很苦，忍辱负重，忍人所不能忍者。但是，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诚恳地请求党组批评我、教育我、处分我。”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最大失误是“公益性缺失和政府缺位”，而北京奥运会之后是进行整体、系统、全面改革的大好时机
对于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谢亚龙的认识是：“我国的职业足球改革严重脱离国情，最大的两个失误就是公益性缺失和政府缺位。公益性缺失是指足球已经不再是为国家、为广大群众、为青少年成长服务的运动项目，而成为市场牟利的工具。政府缺位是指体育总局、地方体育局和各级足协宏观管理失控，足球市场‘假赌黑’横行，足球发展信马由缰。”
因此，“必须选择适当的战机，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改革调整。”谢亚龙判断，“无论（北京）奥运会打好打坏，都是足球改革调整的大好时机。打好了，作为足球中心获得了时间、空间和威信；打不好，大环境必然要求改革，也促使各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所以，“足球市场处于低谷，足球环境恶化，足球中心要更加隐忍一些，要卧薪尝胆，要在足球工作的底部全面积累积极的因素……”
足球圈“人的问题比体制更加严峻，是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足球地下赌博是“左右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力量”
谢亚龙认为，足球之乱，乱在三点：“第一，体制问题。体制的严重弊病，除了‘两个缺失’外，还有‘两个不尊重’，即：‘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尊重足球规律’；第二，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一个比体制更加严峻的问题，是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秩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也是足球长期混乱，水平上不去的重要原因；第三，足球的大环境不好，可以这样形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盘剥者多，给予者少。而足球赌博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毒瘤。因为世界五大联赛都是公开赌球的，纳入国家的管理范畴，而我国法律是禁止赌博的。这种不接轨，造成了境外赌博公司和境内地下黑庄的巨大利润。实际上，中国足球的赌市十分猖獗，中超联赛的每一局比赛、国家队的每一场球，境外的网上都在开盘，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庄家把黑手伸向球场，左右胜负。实际上这是左右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仅在左右职业足球教练员、球员、裁判员、官员的行为，同时还左右着球迷的行为，甚至还在左右高层对中国足协官员的更迭。我们对它的危害还懵懵懂懂，对于它的了解、把握、控制，还相当无知和无力。”
“足管中心在足球长期失治的混乱中，在足球的各种利益群体的分化中，组织体系和人员素养存在很大问题，对足管中心的人员和工作应该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
谢亚龙也尝试设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职业足球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
在他看来：10年内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我国足球长期急功近利，总想用成绩说话，总是毕其功于一役，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忽视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忽视了青少年的培养。现在国奥队的队员是足球举国体制的末期和职业化的初期所培养出来的，那时候还有青少年业余训练，后来青少年足球完全走了市场化道路，基本没有培养出人才。竞技体育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目前核心的问题是后继无人，这是我国足球未来十年内将更差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体制问题、人的问题和大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他因此建议：抓紧进行班子调整，向社会打出新形象。他还建议，“抓紧打出青少年足球改革的牌；足球中心组织各方面力量总结反思足球的改革发展；加大对足球的领导力度，如地方体育局应该对本地俱乐部有辖制权；要搞好足球中心（足球管理中心———编者注）。足球中心在足球长期失治的混乱中，在足球的各种利益群体的分化中，组织体系和人员素养存在很大问题，对足球中心的人员和工作应该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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