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好莱坞大片《盗梦空间》全国公映。5天后，谢亚龙等三人被请去“协助调查”。9月12日，《盗梦空间》的票房超过2亿人民币，而同日公安部正式宣布对谢亚龙等“立案侦查”。9月的中国，这样两件大事就如同奇幻的梦境一般重合在一起。
大概在2004-2005年这段时间，我曾作为记者短暂地跟过一段中国国家队。因此，除了那一段基本被边缘化的南勇之外，出事的谢亚龙和杨一民我都打过交道。回忆往昔，我无法像一些同行如今高调宣布的那样，声称自己“早就知道他们有问题”。我惭愧自己浑浑噩噩，并未敏锐地觉察出梦境背后的真相。
2005年9月，我受亚足联邀请，前往摩洛哥马拉喀什参加国际足联年会，当时中国足协的代表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谢亚龙。在这个希区柯克曾拍过《擒凶记》（主题曲是那首著名的Que Sera，Sera，翻作《顺其自然》，现在常被球迷唱来要求对手认命）的北非古城，我曾对谢亚龙做过一次独家专访。按照谢亚龙的说法，这是他上任后给纸媒的第一次独家专访。
整个过程中，我的唯一感觉是他具有很强的洁癖，这种洁癖甚至反映到对文字的苛求上。在我完稿后，谢亚龙专门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逐字逐句审定了这篇稿子，这和他秘书出身的身份恐怕不无关系。遗憾的，也正是由于他对于官腔文字、不过不失的过分执着，这条稿子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个性鲜明的东西。在强调硬新闻、完全市场化的《体坛周报》，编辑自然也不会重点处理。
稿件发表后，有一次我在别的场合碰到谢亚龙，就客气了几句：“那稿子处理得不够理想。”他也表示：“不是你的问题。”逢年过节，他还给我发过几次祝贺短信。此后因为不再跟国家队，我也就和谢亚龙渐行渐远。直观感觉这是一个书生，或许无能，但很拘谨。
事实上，后来再次偶遇他，他还说了一句：“你怎么还穿着这件衬衫？”这再一次让我印证了一个印象：这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仪表、有洁癖的体育官员。所以，当听说他“真的有事”时，我确实很难相信。事实上，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存疑。
同样的体验，也发生在杨一民身上。我和杨一民初次打交道是2003年底去亚足联开会，由于当时披露了一条他不太开心的消息，此后他对我一直比较冷淡。后来有一次，我去武汉出差，从北京起飞的班机上无巧不成书地正好和杨一民坐在了一起。
虽然我多次跟随亚足联前秘书长维拉潘班机的能力，曾经让足协的人很头疼（实际上是维拉潘秘书泄的密，老外并不把主席行程看得如此机密），但这一次确实是巧合。但既然话不投机，我也就没有多和他攀谈，埋头看自己刚买的一本原版英文书。记得杨一民扫了一眼我的书名后，说了一声：“你还蛮爱学习的哈。”总而言之，无论是谢亚龙还是杨一民，当时给我的印象都只是“书生”或“技术官僚”而已。反倒是蔚少辉，确实给人一种江湖气较足的印象。
谁能想到，在此后几年的中国足协酱缸浸染中，谢杨俩人都会沦为阶下楚囚？不过再回头想一下，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呢？在现行的足协体制下，要想洁身自好怎能那么容易？你不下水，自然会有人把你拖下水。
更大的问题恐怕在于，中国的问题，无论是足球，还是别的什么，都似乎处于一种《盗梦空间》一样的永劫循环之中。就像电影里的那一段永远在同一个平面回环往复的楼梯，从来不见旧人哭，永远都有新人笑而已。
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腐败丑闻，差别只是在丑闻发生之后：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巨大的窝案会由此引发根本性的变革，用法律、规矩堵住漏洞，避免后人重蹈覆辙；而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就算枪毙了谢亚龙，也只是短暂的阻嚇，没有制度性的修复，之后必然会出现“王亚龙”。
每一次丑闻，背后都应该是实质性的进步。而中国球迷，却永远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连环噩梦中，想猛踢一脚醒来而不得。我们如同处于limbo态，走不出迷失的梦境。我们的陀螺，永不停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