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曾爽报道 席卷中国足坛的反赌扫黑风暴平静了一段时间后再起波澜，9月3日，前足管中心主任、现任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谢亚龙、现国管部人员蔚少辉和现技术部人员李冬生被公安人员带走协查。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谢亚龙被带走与蔚少辉和李冬生两人的性质完全不同。谢亚龙极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协助调查，而蔚李二人此次被带走，很多细节上与南杨、张健强当时被带走的情况非常相似。
蔚少辉李冬生被带走前“连个招呼都没打……”
辽宁专案组是在3日晚分别带走蔚少辉和李冬生的，现在周末是足协人员被带走的“高发期”，在周末被带走的足协领导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等人都未能够回到足协。周末恰逢休息日，带走足协中层干部暂时不引起注意，如果仅仅是协查的话，就无须选择在这个时间里带走。另一个足以证明二人难以回来的则是公安部门并没有通知总局蔚少辉和李冬生能够回来。而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则恰恰相反，在公安部门带走邵文忠时，就明确对总局表示“邵文忠只是协查，过几天就会回到足协工作”，但是蔚少辉和李冬生则截然不同。这同样可以用来证明谢亚龙的情况也与蔚李二人不同。谢亚龙也是在3日被带走，但在8日记者了解到，在警方带走谢亚龙之前是和总局打了招呼的，说明要带走谢亚龙了解情况。
目前，蔚李二人被带走已经将近一周，截至8日晚，公安部门依然没有通知总局和足协会让两名中层干部回到足协工作，这很像是“出事”的信号。韦迪在离开北京飞赴欧洲之前同样不清楚，他们是否到公安部门协查，是否保留他们的工作职位等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被认为是公安带走二人后开始走程序的信号。
其实蔚少辉和李冬生在从党校学习回来后也有迹象表明，公安部门已经将他们作为调查的对象，7月中旬结束党校学习后，两名干部没有被安排任何可能离京的工作，这与南勇被捕前的情形完全相同。南勇在1月中旬被捕前一个月就已经被边控，当时中国队出国比赛，但是南勇在出访前一刻被通知留守北京，随后被捕。被要求不得离开北京应该说就是一个前兆。而且，从党校学习回来后，足协就没有给蔚少辉和李冬生安排具体工作。原本根据分工，蔚少辉还是在国管部任职，可是近期国足、国奥、国青、国少以及女足和女青同时开始集训，国管部人手不够非常忙碌，但是只有蔚少辉没有具体的分工，没有能够帮上国管部主任曹景伟的忙，对蔚少辉的限制应该说早就开始了的。
从7月中旬回到足协技术部，李冬生就负责培训工作，其中具体涉及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但是李冬生也没有参加9月1日在香河进行的“裁判日”活动，当时足协内部就对此颇有疑问，现在看来并不意外。
在南勇时代里，蔚少辉曾负责国家队、国奥队工作，李冬生负责裁判工作，这都是“事故多发地段”。很多了解他们的人在谈及这两人今后的命运时很没有底气。蔚少辉的生活很高调，他最开始执掌过中国足协裁委会，之后又把持国家队领队，在这两个最容易腐败的部门都待过，因此有人戏言，“说不定到时候哪些人是花钱当上的国脚也会水落石出呢！”李冬生在此之前身为主管裁判的技术部主任，也负责很敏感的领域。这一次，他们两人被警方带走之时，竟然没人同足协和总局打招呼。“之前每一个足协内部人士，甚至是陆俊、周伟新这样的退役裁判被带走的时候，警察都和足协通个气，这一次带走他们俩连个招呼都不打，可能真的悬了……”
体育总局事先知情谢亚龙只是重要证人？
知情人士透露，从去年8月25日“8·25”专案组成立之后，席卷全国足坛的“反赌扫黑”风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特别是在南勇、杨一民两位重量级人物落网之后，涉案人员基本全部被捕，案件此后进入调查取证阶段。其实，谢亚龙此前便已经接受过协助调查。在南勇、杨一民、陆俊等“大鱼”落网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公安部门和检察部门已经传唤了很多证人，并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准确地掌握了涉案人员的犯罪事实。这次谢亚龙被带走，主要是检察院方面即将向法院提起公诉，而在这之前，检察院要对公诉材料进行最后的补充。这种情况在公诉前是很正常的，因为检察机关必须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要进行认真、全面的审查，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在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检察院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方面要求作为重要证人的谢亚龙等人补充证词，对证据进行最后的核实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针对有消息称，谢亚龙已经返回到北京，相关人士指出，就算是谢亚龙回到了北京，他也无法拥有绝对的自由。“正常情况下，他被带走超过了72个小时，肯定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说明。有关方面在放他出去之前也会告诉他，以后要是案件调查需要，他必须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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