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的大清洗常见诸报端，但现在一比较起来，足协的此次大清洗更猛烈、更彻底。就在外界都在慨叹“韦迪下手真狠”的时候，韦迪的老同事却透露，其实这些猜测有些“冤枉”韦迪了，这次足协中层干部的大清洗的人事主导权并不在韦迪手上，完全由体育总局把持。
在体育总局系统内，从没有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哪一件事像南杨犯案这样严重，这个“严重”体现在从没有哪个部门的负责人犯下的错误、案件会惊动最高层领导以及最高级别的纪律、司法部门，也从没在社会上甚至是国际上引起如此震荡，以至于足协/足管中心在总局内被视为“烂摊子”。
在人们的期待中，总局终于对“烂摊子”的人事布局动手了。先前，总局还希望足管中心在新领导人韦迪的主持下能实现“软着陆”，而要避免出现“硬着陆”，调整主要以处室职能为依托，以岗位重新招聘为手段，以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为目标。这是总局范围内各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在系统内开展这项工作的基本原则。不过，在初步掌握南杨案件的事实后，总局在踌躇再三后终于选择“推倒重来”。面对一个被社会所唾弃的“烂摊子”，身临反腐败的大环境下，还有什么可以做“软着陆”或“硬着陆”的选择吗？答案显然是没有———在总局各运动中心的机构调整、人员调整中，唯有足管中心是被“推倒重来”，是系统内的第一次。不过，这次足管中心的双调在方案筹划以及最终的人员落定全过程，都得到总局的特批。
有消息灵通人士说，此次足协中层干部的调整不能归结到韦迪身上，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个人能量，尽管总局对他关爱有加，期许很大，但如此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不是韦迪所能够左右的，“可以说，此次足协中层干部的大规模调整，是总局高层作出的决策。”
招聘上岗、人员流动一直是国家机关工委、人保部和国家公务员管理局强调和推行的，过去体育总局也进行了招聘上岗、干部轮岗等步骤，处级干部、员工基本没有进行轮岗的原因主要是强调其运动的特殊性，更没有大规模的、甚至“推倒重来”式的重新招聘。总局此次对足协的人事变动，其严厉程度是前所未有过的，虽然表面上看多少有些不合常理，但其中彰显总局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与此同时，在目前的市场大潮中，对足协的大动作亦有在系统内“敲山震虎”的功效。
对敏感的人事从来都有多种版本的解释，从来都有丰富的想象。对足协的这次人事变动，外界都还在猜测，到底有多少人是韦迪亲自点将的？
前文所述“总局此次对足协的人事变动，其严厉程度是前所未有过的，从表面上看多少有些不合常理”，其“不合常理”的表现主要是，总局领导层从来没有对哪一个运动中心或系统内的处、室、部门的中层人员调整进行过直接干预，换在其他部门、系统，领导层一般也不会越级插手部门中层人员的职位调整，这种“非常规做法”也凸显了足协问题的严重性、总局对其的不满和调整的紧迫性。
在这次足协中层干部的人员调整过程中，韦迪只有建议权，而没有自主权，这是他区别于历届前任的最大不同。从王俊生时代到阎世铎、谢亚龙再到短命的南勇时代，足管中心的主任、副主任一级人选才是由总局直接安排的，而像足协联赛部、技术部这类二级部门的负责人人选，都是由足管中心主任决定的，人事调整工作完结后再报总局备案则可，但到韦迪接任足管中心主任这一“非常时期”，他则没有这个人事决定权力，只有建议权。
从目前掌握的消息显示，最新空降的五名足协中层中，只有曹景伟是真正由韦迪点将后获批的，至于杨新利、戚军、孙哲东和郭涛，都不是韦迪所能够左右的，是总局通盘考虑的结果。
于是，几乎足协原有的中层干部都轰然倒塌，不管是有问题的或是疑似有问题的甚至是没有问题的。在总局的亲自安排和遴选下，杨新利、曹景伟、戚军、孙哲东和郭涛，这些本来与足球没有关系的人，现在“扑面而来”，其中有的人既不是球迷，更不喜欢足球，但是他们带着使命，带着总局领导对足球工作新局面的期待到位了。
而足协只有原来的刘殿秋、王彬这两名低调的、边缘的人物还可以继续坐在中层干部的岗位上。
最引人关注的是职业足球发展与监管部主任刘殿秋，从之前比较边缘的综合部转到了最核心、最前沿的联赛监管部门。
从福特宝、香河基地、综合部到国家队、技术部，刘殿秋在足协的经营、后勤、内务到竞赛管理、国字号管理等部门全部走了一遭，是目前七名中层干部中经历最多、经验最丰富的人了。另外，刘殿秋曾是南勇的同班同学，也与现在的一二把手韦迪、于洪臣同是沈体校友。经验丰富、与现领导有某些共同轨迹，或许这是刘殿秋此次能得到总局重用的主要原因，毕竟在“推倒重来”的大动作中保留这样一个人能起到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王彬能够留任外事部主任一职，有些人觉得奇怪，但在熟悉外事纪律、熟悉涉外人员任用程序的总局内部人士看来一点也不奇怪。2001年年底阎世铎首次进行足协内部机构调整时，原外事部主任赵金福调任综合部主任一职后，原外事部副主任王彬转任正职后至今，王彬已是南勇、韦迪内阁中任部门正职时间最长的中层干部了。
曹景伟是原水上中心运动二部部长，曾经是韦迪的部下。据说这位部下特点突出：认真、憨直、肯吃苦，有学问或许有些固执。曹景伟以及杨新利、戚军、孙哲东和郭涛之前的工作基本与足球无缘。这五名空降而来的新干部之前都没有足球经历，也没有职业联赛的管理经历，如何解决外行领导内行的矛盾？
对于上述任职的五名中层干部都不太懂足球的问题，总局内有关人士倒有不同看法：“说人家不懂足球倒不假，可是懂足球的人也没把足球搞上去呀。在总局用人，很少有人看是不是内行，主要看他是不是懂运动规律。运动规律都是相通的。”在王俊生时代，足协领导基本都是专业干部，而到了阎世铎、谢亚龙时代，则已经过渡到行政干部时代，当年总局内部还有人一直为足协内只有杨一民一个人是足球行伍感到有些遗憾，现在则走到了一个极致———从四名主任级领导到七名中层干部，清一色非足球专业出身。不过总局内有人表示，“不懂才会学，不懂才谨慎，不懂才诚实，知道什么叫兵油子、什么球痞子吗？”放在往日，上述的论点论据还值得探讨一番，现在似乎毫无意义：一个如此的“烂摊子”还谈得上懂与不懂？
有人士指出：实际上，这五人中，曹景伟的风险最大。现在，七支国字号球队全都归在他的名下，但是国家队的管理难度不在几支球队本身，而在于成绩。“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还得拿成绩说话。韦迪把憨直的老部下曹景伟放在国家队管理部主任这个位置上，说明了韦迪的
老到和手腕的娴熟。”有关人士说，“曹景伟忠于职守，肯吃苦，完全能够在国家队层面上不折不扣地贯彻韦迪的思路，但能不能为韦迪化解忧愁却不由他作主。”但是，也有人认为，国家足球队与水上项目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集体项目，而另一个几乎可以算作个人项目。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了。不过，也有人认为，韦迪没有看错人，在曹景伟被最早宣布任命后，他一直保持“封口”、“闭嘴”的状态，连几个总局的“御用记者”采访也是被他一一挡驾。“他怕说错话。足球多复杂呀，尤其是现在。还有就是足球记者太厉害了。”了解曹景伟的人替他说话。
有人认为，曹景伟精于研究，“终归是个博士嘛。”但当今中国足球需要什么技术？研究方向在哪里呢？总局内一位人士说：“不要看曹景伟是博士，但是来到足球圈，他还是一名新兵，能不能迅速搞好关系、找到感觉，尽量避免少出现一些外行人的窘境，这些都不能靠他过往的经历来推测。”
有关人士表示：上述五个人基本属于平级调动，而且还有一年的试用期，显示出总局对人事调动的慎重。实际上，调上述五人来足协，而不是由韦迪全权组阁，除了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外，对于树立韦迪的个人威信也是大有裨益的，同时对韦迪个人也是一种保护，“试想，如果由韦迪完成组阁，由于人际交往的局限，难免会‘出自一门’，最终会导致韦迪个人形象受损。而且原中层里面也有些人的人际背景颇深，这也不利于新班子快马斩乱麻。”
对于上述五名空降干部的任职安排，有关人士表示：“都不太懂足球，怎么办？只好根据对他们的现有了解任职了。”这也说明，这五名空降干部在一年期内还得接受总局的考查，如果他们不称职，也会重新调任其他工作岗位，或者他们在足协工作一年后觉得不称心，也可以申请调任其他部门。这是按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双向选择权力。
现在，足协的新中层上任了，很多人为还在党校参加培训的足协六名中层干部的前景担忧。按照工作程序，他们回来后仍然可以参加副主任级别和足协其他职位的竞聘。也有一种可能是，前述五名空降干部一年试用后离开现岗位，这六名原中层能得到领导的赏识也有可能“官复原职”。不过，从目前情况看也仅是“可能”而已。
如果他们不愿意在足协任职，可以提出申请，通过总局人事司可以在总局其他运动管理中心任职，如果其他运动中心还是没有人用你，或者在足协内的部门副职竞聘中失败，那他们就必须听从总局人事司的安排，“如果双向选择还没有人用你，你只好待岗了。应当说，从维护干部的角度说，足协原中层干部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岗位的。”也许，现在还在课堂上课的六名中层干部们，应当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不过，足协目前还保留他们的处级待遇，至于能保留多久，一要看他们的原工作合同，另一方面要看重新竞聘上岗情况，除非证实他们在之前的工作中有污点（但还不至于被双规或负法律责任），否则，他们在足协任副职或调总局其他部门，都还可以保留原处级待遇，只是手中实权不一样了。
六名旧中层干部中，已有人对自己突然被提前解聘表达了不满，对此，总局内也有人士对此次人事变动发出了另外的声音。“足协的人事变动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必须的，但方式是欠妥当的。毕竟公安机关还没有说这六名足协中层干部有问题嘛。这不利于干部队伍的管理。”
杨新利、曹景伟、戚军、孙哲东、郭涛以及刘殿秋、王彬的任命，不过是拉开了足协干部重新聘任的序幕，实际上，各部门的副职、各岗位的竞聘还根本没有开始。这个过程也不会短暂。韦迪只能在人事整合和抓竞技两条战线上继续维持他两条腿走路的格局。
目前韦迪只是总局任命的足管中心主任，足代会没开，足协主席还得空悬着，或者说还得由退休已久的袁伟民空挂着。从目前的情况看，搁置已久的足代会可能还要延期举行，各方均表示召开无望。有关人士说：“现在开足代会根本不可能。一是人事调整没有定局，另一方面是反腐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在足代会上还不知道要说什么呢。或许到反腐败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就是我们召开会议之时，毕竟足代会这么重要的会议，一定会对反腐工作进行一个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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