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评述 4月19日。北京崇文区夕照寺街东玖大厦。
足管中心主任韦迪春风满面，宣布曹景伟、杨新利、郭涛、孙哲东、戚军5名总局正处级干部到足协挂职，“空降兵”占据了足管中心重新整合的7个部门主管位置中的5席。
这次行动，是在反赌扫黑风暴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同时，这也意味着这次反赌扫黑风暴开始进入了尾声。
5名几乎没有一丝足球背景的中层，加上仅来到足协3个月的带头大哥韦迪、更短时间的于洪臣———中国足协彻底进入了一个“白板时代”。这一块白板，在抹去了中国足球以往是是非非的同时，也让人凭空生出更多的憧憬和疑惑：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这一块白板之上，到底会描绘出一幅美丽的风景，还是更多的凌乱不堪。
未来如何，无人知晓，但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必将记住这一年、这一月、这一天。
[空前清洗]韦迪身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是一次空前、也可能绝后的调整，即使放在政治版图中，也是如此。
“大清洗”、“一锅端”、“一勺烩”……这是外界对足协（官方说法是足管中心）这次人事调整的概括，事实上，除了中层正处干部的清洗，副处们也被解聘，等待重新竞选，而各个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也都重新分配工作，打乱重来。
不安和不满的情绪从失意者的口中表达出来，冯剑明就公开质问韦迪，尽管这样的情绪几乎发生在每一次人事变动之后。“这件事情他们做得太不地道了，我们都被蒙在鼓里，他们都紧锣密鼓地策划好了。”一名足协前中层如此告诉相熟的记者。其实，这还是比较含蓄和文雅的表达，随后，不满夹杂着或真或假的对于中国足球的担心铺天盖地而来。
但从韦迪坚定的面孔上，我们所能读到的却是对这一场足管中心人事调整风暴的非常淡然。他用两个“特殊”来总结了这一次调整：这次调整是总局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他同时表示：“此次调整取消了所有的临时机构，同时按照工作性质对部门进行了重新划分，比如新成立的国家队管理部，此前7支国家队却没有一个有力的团队进行保障工作，国字号水平也持续下滑，这次专门成立了国管部，对国内各种资源进行整合，给国字号球队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支援体系。”
但这是他的想法，而时机也刚刚好。“没有反黑扫赌，就没有这一次调整，实际上中国足球的每一任领导都会在任内调整中层领导班子，但都是小动，大动根本不可能，一是没有权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足协内部总是阻力重重。这一次扫黑反赌，让调整在足协内的所有阻力几乎荡然无存。”足协内部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其实，机构调整，南勇在的时候也想做———这是上边“大部制”和“减副”的要求，但一直没能开展下去，但现在，在扫黑的背景下，都实现了，而且是顺理成章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南勇、杨一民被拘捕之后，原有的足协中层领导几乎人人自危。可以想象的是，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牵连出一些问题来，且不说韦迪要通过调整来实现其推行举国体制的抱负，就算是韦迪不准备推行举国体制，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扫黑反赌来实现人员的调整。
但这显然不是调整的根本目的所在。新任国管部主任曹景伟在采访中就谈到了为什么会来到足管中心：“简单地说，中国足球反腐败到了一定阶段，整顿工作到了一定阶段，总局对足球的未来进行了研究，在用人机制上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希望通过一些变化来让中国足球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从曹景伟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次足管中心空前的人事风暴，绝非韦迪一人所推动，这是体育总局的一次重磅出击。在这次调整的背后，体育总局无疑也得到了更高层的授意和坚决支持。或者可以这么说，这样的调整，绝非简单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而是高层对于中国足球发展方向的重新调整———重新进入举国体制。
这次才是韦迪身后那只真正的推手。
[白板时代]他们是“举国”体育的内行
查看履历，“五虎上将”给人们最直观的感觉是“非专业”，其次是年轻，再次是高学历。但后两项无疑会被前一项掩盖———中国足球进入“白板时代”，除了不引人注目的外事部以及足协老臣刘殿秋出任职业发展和监管部之外，韦迪和空降的5名干部之前都没有足球工作经历。
国字号大总管曹景伟是重中之重，这名前水上中心的干部是韦迪旧部，今年42岁，山东人。作为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曹景伟雅典奥运会上帮助中国水军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在担任水上中心二部部长一职时，更是帮助中国赛艇实现历史性突破。
另外四人中，戚军原任自行车击剑中心铁人三项部主任（北体足球专业）、杨新利原任总局机关党委综合处副处长（北师大体育系）、郭涛原任北体大竞技体院党总支书、副院长（北体体育教育本科专业、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孙哲东原任北体大附属竞技体校副校长（北体体育教育专业、体育教育训练专业硕士）。
针对外界对这些空降干部“不专业”的评价，韦迪是这样说的：“他们不是来踢球的，是来统筹和管理的，我个人不认可外行的说法。”韦迪同时拿自己和杨一民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举例来反驳。事实上，无论是此前专业干部，比如王俊生、南勇还是空降的阎世铎、谢亚龙，都很难说谁是真正的成功者，谁是真正的失败者。换句话说，中国足球这摊浑水，即使再洒入一些墨汁，也没多大影响。
抛开韦迪自辩，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评价他们是否是外行：所谓内外行，目前的很多评价更多地是针对职业联赛或者职业足球而言，但韦迪的重心显然并非职业联赛，而是国家队和青少年的发展。在国家队的管理上，中国长期以来的举国体制有了自己的一套成功经验和体系，韦迪不认可这些空降干部是外行，显然也是针对这一点。对于职业联赛，韦迪实际上没有派外行管理内行：中超公司总经理是绝对的内行郎效农，监管者是留守的足协老臣刘殿秋，于洪臣则作为韦迪的代表，保证职业联赛在正常运行的同时不脱离足协的大政方针。
五新人中，曹景伟和戚军是业务干部，杨新利是总局“钦差大臣”，郭涛和孙哲东则属于学院派。从五人的任职来看，曹景伟任职国管部，戚军任职竞赛管理部，属于典型的业务部门，孙哲东出任青少年和社会发展部，也属于本专业体系，因为中国足球和教育系统的整合力度目前在明显加大，郭涛出任综合部，鉴于其之前党总支书的身份，也是驾轻就熟，只有杨新利出任技术部，对其是一次挑战。
从这一点来看，韦迪的人事安排都有着精心的策划。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内外行的理解，我们更多地是从足球圈内部的角度来解读。但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其实才是真正的专业者———举国体制的专业人才。
杨新利就不用说了，而曹景伟和戚军都来自竞技体育的绝对冷门项目———水上中心和自行车击剑中心，而作为学院派的代表，郭涛和孙哲东更是举国体制教育者的身份———无论哪里的竞校，吃的都是举国体制的“大锅饭”。
可以这么说，在“非专业”的背后，其实他们很“专业”，而这个貌似到来的“白板时代”其实也早就涂好了浓浓的底色———举国体制。
[前途命运]重心彻底转向举国体制
1994年足球职业联赛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欢呼：中国足球的春天来了。但16年之后，在经历了无数次碰壁之后，人们也许会发现，举国体制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也许有着巨大的好处。
而未来的足协，将帮助中国足球重回举国体制的怀抱，至少大部分是。
在此次轮岗中，除了外事部的王彬外，刘殿秋是幸存者之一。这种幸存，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做他因为具有沈阳体院的背景，但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他的幸存，也相当于中国职业联赛在这次风暴中得以顺利延续和过渡。
韦迪推行举国体制已确凿无疑，但在他强势推行举国体制的同时，保留了中超联赛，而且，在六个职能部门（外事部比较特殊，更重要的是王彬是女性，据说直属体育总局领导）中，唯有职业发展和监管部，保留了刘殿秋这名中国足协的员老———他在足协从事过国家队、竞赛、技术以及综合部等多项工作。
现在看来，刘殿秋和郎效农将成为推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中也不难看出，韦迪工作的重心，已经远离职业联赛。韦迪其实非常明白？职业联赛的现状可谓是不好不坏，强行加快职业联赛发展是不现实的，颠覆职业联赛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唯有加强监管，才能让职业联赛慢慢恢复活力。相对于职业联赛，国家队才是韦迪真正可以发力，也真正可能出现政绩，或者体现出中国足球“新风貌”的着力点所在。
事实上，不管韦迪以前想过什么“幺蛾子”，但有一点他说得很对：足协内部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了职业联赛，可职业联赛本不应该是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我认为中国足协对联赛只是监管，而根本任务一是要抓青少年普及，二是要抓好国家队建设。所以，在中国目前无法成立职业联盟的情况下，他的选择是对的。其实，在这三个月以来，无数人一直对韦迪有着各种解读，但不同的解读都忽略了一点：韦迪其实一直在说实话，只是很多人认为他在说假话。
不过，韦迪远离职业联赛，并非表明他会任职业联赛自生自灭，而是这一体系中，韦迪已经安排好了人选来实现正常的发展：在职业联赛这一体系中，于洪臣和刘殿秋都属于韦迪的“沈阳体院派系”。从这一点来看，于洪臣、刘殿秋和郎效农这职业联赛三人领导班子，实际上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组合———如果总局要求动联赛，也可以修订。
情况其实已经非常明朗：在5名中层领导空降、足协中层调整完毕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方向已经清晰可见：以韦迪和5名空降干部为核心，足管中心将坚定地推动国字号球队发展这一核心任务和青少年培养这一基本政策；以于洪臣为核心，刘殿秋和郎效农为辅，把职业联赛作为中国足球发展的延伸和探索。
换句话说，中国足球仍将两条腿走路，只不过，重心将彻底转向举国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