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长春的父母官问周洋“还有什么困难”，周洋答“我父母还没有工作”。父母官当即表态：“相关部门领导都在，可以解决一下了！”此事一经报道，“哗”声一片。
为什么———于再清批评运动员夺冠后不首先感谢国家时，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先感谢父母、“希望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的周洋，认为她够真实、够人性；现在，周洋实践夺冠承诺，孝心依旧，坦诚如故，人们却听着别扭，认为她拿了320万元奖金和90平方米的房子，还要向国家伸手，有点贪得无厌。
问题不在周洋，在为官之道。
按孔圣人之道，治国当“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力争“政理均平”。后世理解成“均贫富”有点牵强附会，“等贵贱”才较接近本义。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制度公平，权利平等。
可是，同样是公民，大家权利平等、尊重同享吗？同样向地方父母官反映一己之生存困境，为什么有的就石沉大海，有的就能马上解决？有的娓娓道来后稳当座上宾，有的声嘶力竭后却被架离拘留？周洋“父母无业”的问题，在长春、吉林绝不可能是孤例，凭什么她反映了，就能成为特事享受特办？就因为一连串的“高帽”———吉林省首个冬奥会冠军，吉林省首个奥运会个人单项冠军、吉林省首个连夺两金的奥运冠军，使她获得了某种特许的权利？
如果真有“特许权”，长春父母官又是依据哪项制度授予她的呢？譬如香港有“优才计划”，用摆到明处的条条框框为那些想定居于彼的人士评分，按所得分数确定吸纳与否，尽量做到透明和公平。长春有类似制度吗？比方说规定为长春争得怎样的荣誉，就能够享受哪一级、哪一类的优待？
任何制度不可能绝对公平，但按大多数人认可的制度办事，可以做到对大多数人公平、公正。对大众公平，就是尊重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的开始。现在，长春父母官对周洋的“另眼相看”，除了平易近人、有人情味的一面外，背后的制度依据却不甚清晰，而且有兴之所至的嫌疑。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正是周洋又一次惹人关注的根源。
·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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