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来我一直不说，是因为说出来会引起法律诉讼，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两三年。如果真的有一天，法院找上门来，我会讲。我现在期待最理想的结局是，有一天沈阳那边有好消息传来。”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998年的4月6日，12年前的今天，“金哨”陆俊一纸诉状递向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羊城晚报社。中国足球史上首例媒体与足球界的官司就此拉开帷幕。
昨天，这桩官司的重要证人利彪时隔12年后，首次向《羊城晚报》记者吐露心声。尽管利彪对当年的事件细节讳莫如深，但真相正在一步步撩开面纱……
“这桩官司对你们没有了结，对我也没有了结。如果有一天沈阳那边传来好消息，到时候你们站在台上接受鲜花，我在台下为你们送上掌声。”
1998年甲A联赛首轮广州松日主场对阵大连万达的赛后当晚，时任广州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利彪向《羊城晚报》和《羊城体育》记者爆料，称当值主裁判(陆俊)赛前接受客队20万元贿赂，以至于在比赛中偏袒客队，造成主队失利。《羊城体育》报道了利彪的原话，由此引来与陆俊的官司。陆俊起诉后，利彪否认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利彪当年为何会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利彪昨天说：“当时没经历过，有点紧张，打官司是咋回事也不知道，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面。如果当时法院强制我出庭作证，也许就把所有的都说了，一了百了。”
12年过去了，利彪是否已经淡忘了当年的官司？“陆俊进去后，就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其实这12年来，无论外界怎么说我，批评褒贬，我都没有回应，因为我也在等待。”利彪坦言，自己如今也在等待沈阳专案组的消息。“这12年来，整个事件我一直不说，是因为说出来会牵涉很多方面，分分钟有可能引起法律诉讼，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两三年。如果真的有一天，法院找上门来，我会讲。这桩官司对你们没有了结，对我也没有了结。我现在期待最理想的结局是，有一天如果沈阳那边有好消息传来，到时候你们站在台上接受鲜花，我会在台下默默为你们送上掌声，然后悄然离开。到时候你们也许会认为我的身份很尴尬，但不用担心我。如果《羊城晚报》还有版面，肯给我位置，就给我露个脸。如果沈阳没有好消息传来，到时候你们随时找我，我们之间来个了结，我会在法律范畴内把我知道的细节说出来。我不想亏欠任何人。”
“当我离开足球圈时，我的双手和身子是干净的，我没有同流合污。”
毕业于广州体院足球专业的利彪，曾经一见足球就脚痒。上世纪90年代，当记者的利彪还是广州媒体联队的队员，曾在省体育场与香港联队的比赛中打进一球。提起当年岁月，利彪感叹：“当时虽然日子苦了点，但很开心，对足球充满了热情。”1996年3月，利彪从《足球》报辞职，到广州松日俱乐部任职。“刚去俱乐部时，真的是怀着满腔热情。”可没多久，身在圈中的利彪就对足球感到厌烦了。
“到俱乐部干了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人在足球圈没有尊严。俱乐部没有尊严，搞职业足球的人没有尊严。”为何会有这种感觉？“足协也好，俱乐部也好，彼此之间都没有给对方尊严。那时候，中国足协的人下来，下面的人得像伺候太上皇那样伺候他们，俱乐部没有尊严啊！去年打假扫黑以来，人们发现中国足协都烂掉了，烂到连渣都没了。”
利彪坦言，离开足球圈后没有看过一场中国足球的比赛。“现在对中国足球完全没感觉了，电视转播的都是假球，你说我还能当冤大头花钱去现场看比赛吗？我离开俱乐部，不是被逼的，也不是因为得罪了谁，而是感到在足球圈没有尊严，看不到俱乐部的前景。我庆幸的是，当我离开足球圈时，我的双手和身子是干净的，我没有同流合污，也没有外界所说的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这餐茶你们大胆地喝，因为这钱是干净的。”
利彪表示，他离开这个圈子后，很多人对他有误会，“我去泰国是探亲，结果被人说成是去泰国躲避。”对外界的误会，利彪说，“我一笑了之”。
“裁判把球队公平竞争的精神吹没了，把球迷的心吹寒了，把自己的腰包吹鼓了，把人的尊严吹没了，把中国足球的形象吹没了，最后把自己吹进去了。”
谈及当年官司，裁判是绕不开的话题。利彪坦言，自己对裁判的印象经历了从敬仰到鄙视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末，足球热潮开始时，在越秀山体育场、省体育场看比赛，一听到主持人介绍比赛的主裁判是国际级的，哇，我们就非常兴奋，拼命鼓掌。那时候，我们对国际级裁判是仰视的，认为他们高不可及。后来，我们看裁判就不是平视，而是俯视。”利彪说。
既当过足球记者，也在俱乐部领导层任职，让利彪有机会接触到足球圈最核心的机密。“裁判按道理应该公正执法。可是，他们把球队的公平竞争精神吹没了，把球迷的心吹寒了，把自己的腰包吹鼓了，把人的尊严吹没了，把中国足球的形象吹毁了，最后把自己也吹进去了。如果你在俱乐部干，有一天你感到裁判并不是为你公正执法时，你就没有尊严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期，裁判收受贿赂吹黑哨的现象非常普遍，成为中国足球的一个毒瘤。利彪认为，裁判界有这样的风气并不是孤立的。
作为曾经的圈中人，利彪对当下中国足球扫赌打假一事十分关注。“坦白讲，这次扫赌进去的人，98%的我都认识。张健强、丁哲、尤可为，我都打过交道，还跟他们踢过球。杨旭是我的师兄，他当时的条件比我那个时候好多了，拿150万元去搞一球场，真是不可思议！杨旭可惜，我也料不到他们这种环境还这样做，完全没必要。”
记者手记
利彪，
又爽又滑
利彪当年的同学说，利彪很时髦、潮流。此言不假。昨天一见面，利彪就给人这种感觉。虽然已是知天命的年岁，但他的打扮使他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白衬衫外搭深蓝色便服，笔直的西裤使他的身材看起来十分匀称。最显眼的是他的发型，摩丝打过的头发向后卷，告诉别人这是一个很潮的中年男人。
不过，眼前做生意的利彪，又有一分商人的圆滑。当范老师向他要名片时，利彪马上说：“我没有名片。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名片。”一个生意场上的人没有名片，谁信？
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当我们谈及关键问题时，利彪每每避重就轻，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马上转移话题。商场上练就的老辣和圆滑，让他口若悬河，游刃有余。
如果利彪愿意将他所知晓的中国足球内幕通通公之于众，一定相当精彩。
现场
“向中国足球
讨青春费”
《羊城晚报》连续一周报道“寻找利彪”后，利彪终于在4月1日从香港致电笔者。昨天，利彪做东，在广州花园酒店请范柏祥喝早茶。两人笑言：“我们都是受害者，要向中国足球讨回青春费。”
范柏祥回忆说，1993年国家队在昆明竞聘主教练，他是唯一的媒体监督代表。“那时候我挺徐根宝，利彪他们报纸挺戚务生。虽然支持的对象不同，但私下我们跟那些教练的关系都很融洽。”
范柏祥感叹：“职业化后，足球界与新闻界的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界反对中国足协的声音越来越大，让中国足协吃不消，中国足协酝酿打压新闻界。《羊城体育》与陆俊的官司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陆俊本身也不想与新闻界对着干。只是当时中国足球有股势力要封媒体的嘴。如果陆俊被判入狱，我甚至考虑去看他。”
“利彪，我们不恨你，我们恨的是当时中国足球的决策者。我也能理解利彪你当时为什么不敢出来说话。我们本是同根生，在同一战壕，我们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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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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