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5日电(卢岩)备受国人关注的2010年全国“两会”落下了帷幕。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会”囊括了各个阶层和行业的精英与民意代表，为国献策为民建言。其中自然不乏体育界人士和有关体育领域的提案、建议。不论是以刘翔为代表的明星参政议政，还是林林总总的体育议案与话题，都共同绘就了初春中国政坛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足坛反赌反腐剑出鞘治标更须治本
在南勇、杨一民等人被依法逮捕、多家俱乐部因涉假被严惩后，由警方掀起的足坛“反赌反腐风暴”仍在全方位深入，这也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代表委员纷纷对惩治足坛毒瘤、振兴中国足球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认为，“赌球”、“假球”与兴奋剂一样，都是体坛的“毒瘤”，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坚决整顿。蒋效愚表示，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足球，出现上述问题并令人不感到奇怪，然而“对赌球、假球和兴奋剂，都要采取三严方针，就是：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
主管足球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同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也因为足球成了本届“两会”的热点人物之一。他表示，整治足坛腐败不能指望一个反腐工作组短期内解决一切问题，但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必须要见到成效。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长吴齐也明确表示，针对足坛的反腐查处还会继续推进，“不论是谁，只要发现违法违规就要严肃查处，”他说。
治标易，治本难。崔大林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探究了出现“假赌黑”的根本原因，并直指目前的中国足球管理机制。他坦承现在足球管理是三位一体，“这样的管理模式不合适，是事企不分，管办不分，”崔大林如是说。在他的构想中，将通过三方面入手，以提振中国足球：即方案和计划已基本成型的青少年足球培养，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职业联赛“大扫除”，以及未来国家队水平的提高。
青训是基础，国家队是果实，反赌反腐、健全职业联赛则是培育中国足球振兴的土壤。而这一切，也都将靠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吴齐透露，总局正在酝酿出台一个针对足球行业的制度性规定，规范足球俱乐部的准入，加强对俱乐部的财务审计和监管，以及针对赌球假球的惩罚，并将引入公安部门的长效监督。
更有政协委员将惩治足球赛场的“假赌黑”与腐败提高到了法律层次。李立新就提议，应效仿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制订《足球法》，保障公平公正，避免腐败。而在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之外，也有代表委员另辟蹊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就在一份手写提案中指出，由于受到商业因素影响，中国足球出现了一些问题，各种诱惑使得公平竞赛精神出现了扭曲。“体育界应该把公平竞争精神树立起来、恢复起来。体育竞赛有一部分靠法规，还有一部分靠规程、靠约定、靠承诺。出现不公平竞赛的情况，既有违法，又有违规、违约、违德。”意即以法律、制度和道德伦理层面双管齐下，实现对中国足坛，乃至中国体育界的净化。
全运“指挥棒”将何去何从？
近年来，对于全运会的意义及其存废一直颇有争议。去年，第十届全运会在山东举行，与成绩相伴生的也有不少的问题出现。本届“两会”上便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向全运会“开刀”。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此番就提出建议，在全运会赛场上取消金牌榜和奖牌榜评选，同时限制在获得名次的奖金发放数额。
赵龙称，其实金牌榜和奖牌榜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政府部门将金牌数和奖牌数看得太重了。在某些地方，全运成绩是考察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标准，甚至是惟一标准。政绩压力加之名次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关联，导致比赛存在严重的“公正缺失”现象。
近三届全运会上，主办地都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巧合”，而赛场上兴奋剂、默契比赛、内定名次、虚报年龄等丑闻，大多虽没通过正规的司法途径和行业内部管理规范予以确认，但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全运会比赛内容的深度怀疑。
赵龙建议，总局可以考虑改革以全运会为核心的地方体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提高发展全民性体育运动水平在考核指标中所占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总指标的40%。他还建议地方政府可以考虑不再设立具体的赛会名次指标，转变对体育官员的政绩评价观念，提高公平竞赛奖、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的奖励标准。
此外，他还提出缩小赛会规模，精简比赛项目。和恢复主办地限制性政策等建议。
同样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崔大林，10日对赵龙这条《关于加快推进全运会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提案做出了全面回应，并肯定了将对全运会进行改革，但“不会取消金牌榜”。崔大林指出，未来全运会的改革，将包括缩小规模、竞赛日程编排、项目设置和组织接待工作等。
对于全运会所引发的“政绩”问题，崔大林表示并不赞成以全运会的金牌数量来考核省市体育官员政绩。全运会的金牌数量，并不能反映一个地方的体育全貌。但全运会还是要保留金牌榜，因为着是一种"奥运模式"。”
此外，民进中央也在“两会”上就推动中国由体育大国向强国迈进，提出了“建立竞技体育"新举国体制"”的建议。建议指出，中国现行的“举国体制”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割裂开来，成为缺乏互动的独立体系，偏离了体育精神。中国应回归现代体育精神，建立新的“举国体制”，使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共同发展——即在合适的目标时间内，竞技体育事业在相当程度上逐步回归教育系统，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系统内有效组织人力、财力、物力，由国家体育管理部门统筹和指导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配置，充分调动教育和体育两个系统的积极性来发展竞技体育事业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