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9日，是何振梁的80岁生日，也是他正式卸任国际奥委会职务的日子，老人说：“这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我将继续为我的祖国和人民做贡献。”
在冬奥会比赛间隙，记者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下榻的酒店专访了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一生以捍卫国家利益和发展奥林匹克为追求的何振梁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对中国体育的新期待。
北京奥运让所有委员都对中国有了信心
尽管因为严重的肾病每周都要做透析，尽管因为心脏病随时都需要急救药相伴，但是年逾80的何振梁又开始为中国南京申办第二届青年夏季奥运会而忙碌。南京成功获得举办权的那一天，作为南京奥申委的总顾问，何老很高兴：“不容易啊，虽然不如北京申办时复杂，但任务也不轻。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让所有委员都对中国有了信心，这是南京成功的关键，我只是配合于再清同志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工作。”
广州日报：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南京又获得第二届青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南京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何振梁：这次南京取得举办权不容易。北京刚刚举办完奥运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南京又获得青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是很少有的。我想，恰恰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让所有的委员认为，这次青年夏季奥运会交给中国南京举办是完全可靠的，是可以保证成功的。无论是组织工作、硬件设施，还是人民的热情等方面都让委员们对中国有信心。
本报记者温哥华专访何振梁
这次南京的对手是波兰的波兹南市，波兹南是很有名的城市，他们这次也得了很多票，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亚洲之后，欧洲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很吸引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的委员还是支持了南京，这点来之不易。首先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更使各国体育界对中国有了充分的信心：交给南京办可以确保成功，而且可以为以后青年奥运会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
南京仅比波兹南多出了5票，说明两种意见都很吸引人，但是到底还是安全和保障占了上风。南京的成功是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肯定，我也相信，南京会在方方面面做好，不辜负国际奥委会对我们的信任。
广州日报：你是这次南京申办的陈述人之一，你在这次申办中承担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何振梁：去年我已经80岁了，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到了退休的年龄，我退下来后原本不想再参与任何活动，想回忆一下自己的经历，必要的时候写点东西。这种情况下，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在最后的几个月能够为南京的申办再出点力，当然这是我义不容辞的。凡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我都会全力去做。
接受了这个使命之后，一方面和南京商量，提出一些建议；第二是配合于再清同志跟国际奥委会委员做工作，按照规定，申办城市是不能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接触的，于再清同志承担了大部分的主要的任务，我从去年11月到现在，接触了几十个国际奥委会委员。组织上也给了很好的照顾，确保我的治疗不中断，创造各种条件让我和各个委员接触。和南京的合作非常愉快，虽然累点，但是能发挥一点作用还是很高兴。
体育外交新格局：我们不能再随大流
广州日报：你已经80岁了，早就该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并不好。但你还是这样忙碌，你的动力是什么？
何振梁：北京申奥的时候，我就向分管我们的负责人贾庆林同志表示过，为了申办的成功，我鞠躬尽瘁，在所不辞。这次青年奥运会的申办虽然没有北京申办那么复杂和困难，但是任务仍然不轻。于再清知道我的身体状况，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可以，没有问题。”只要是对我们国家有利，对奥林匹克的发展有利，我少活几年没问题。
广州日报：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的体育外交有什么变化？
何振梁：变化很大。过去我们主要是为恢复合法席位奋斗了30年，这种恢复的努力其实是为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作的斗争，1979年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1979年之后，主要是在国际体育界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从竞技体育成绩的角度，我们从1984年的几枚牌到北京奥运会上的50多枚。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我们中国是前三位的。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你看加拿大、美国、法国这些国家，人们把体育活动当成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我们还有很多弱项，有些体育的基础项目，比如田径、足球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从整体而言，我们在国际体育界的影响和过去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就体育外交的格局而言，恐怕是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你不是来参加就行了，还应该发挥作用，有自己的见解——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更健康，如何更健康，这些应该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还不能满足各国朋友对我们的要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30年前的国家体委有很多出国的活动，一切重大问题常常这样写：“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定”，我从来不同意这种说法，其实只要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即使是少数也要坚持，不能随大流。随大流是要失众望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落后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已经不是关起门来搞体育的时代了。这些都需要我们熟悉国际体育的趋向和动向，该支持的支持，该引导的引导。这就需要人才，人才的匮乏要远远严重于体育的后继乏人。
中国需要国际体育话语权
广州日报：这种变化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何振梁：中国这些年遇到了国际体育的高峰期，广州要举办亚洲运动会，深圳要举办大运会，南京要举办青年夏季奥运会，活动很多。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亚洲的体育如何发展，团结如何加强，世界体育如何发展。
我在国际奥委会已经29年了，除了捍卫国家利益，为奥林匹克的总体发展努力，还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主要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有它的历史根源，因为现代体育发源于欧洲。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体育也全球化，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不利于奥林匹克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应该有人从理论上研究，并加以实践。这需要专门的人才，不是拿几块金牌就能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准备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了？
萨马兰奇十几年前在北京体育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你们中国体育成绩在进步，你们一定要准备国际的体育人才。”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变。你看看，单一个瑞士，有多少个国际组织的主席！我们有很多项目很强，可是话语权呢？这些都需要引起重视。
(大洋网-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