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60万袋面粉到40万元 攀登珠峰教会人们探索生命与自我

[摘要]从“国家使命”到“自我实现”，中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沿革迭代，是一部曲径通幽的民族心灵史。

撰文/鲁春萍

编辑/张蕾

视频/刘博

夏伯渝老人坐在沙发上，身板挺得笔直，微笑着回忆自己和珠穆朗玛峰的故事。

他是国庆档影片《攀登者》中，演员胡歌和成龙所扮演角色的原型——在1975年的国家使命中，他冲顶失败，失去了双腿；与珠峰“虐恋”43年，他终于在商业攀登降临之后，一尝登顶夙愿。

2018年5月14日，夏伯渝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一定要与命运抗争！”这是夏伯渝的信念。

与新中国同龄的夏伯渝，见证和经历的，不仅仅是个人与山的故事。

“用命换的登山装备”是无法辜负的沉重嘱托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亟须在各方面证明自己，登山是率先发展的运动项目之一。

1957年11月，冷战中的苏联向中国发出了合作攀登珠峰的邀请，称“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次年中苏双方商定了攀登计划：1958年侦查，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但随着两国关系恶化，在试登阶段，苏联撤回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合作计划破灭，中国决定自己完成攀登计划。

1960年3月3日，由214人组成的第一支中国珠峰登山队，进驻北侧大本营，开始攀登前期的建营、运输、侦查等准备工作。

登珠峰前，队员们一起锻炼

发放登山物资的时候，队员们都高兴坏了。

“看，这个是瑞士的冰镐。”

“法国的氧气瓶。”

“意大利的睡袋。”

……

队员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兴奋劲儿急转直下，变成了沉默。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央政府为此专门划拨外汇，仅在瑞士、法国购买登山装备就花去了近35万美元。这次攀登的总共花费接近70万美金，差不多相当于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全部费用。

听到这个金额，队员们很惊讶。

“一美元可以买到8袋面粉，70万，是560万袋面粉啊，这560万袋面粉能养活……”

看着相当于是用命换的登山装备，队员们眼里含着泪，告诉自己：不能辜负这沉重的期待，不登上珠穆朗玛峰，誓不返还。

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登山队员和运输人员4次往返大本营与各营地之间，把一包包物资送往山峰的各个营地。

队员们将物资运输到各个营地

前三次适应性行军，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但是代价同样也很大。天气和气象组预报的有很大出入，坏天气肆虐，有2名队员牺牲，50位队员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和多位运动健将级的主力队员不得不暂时退出战斗。

眼看着队员牺牲和冻伤，队员们有些动摇了，队伍的士气很是低沉。

主力队员接连受伤退出，是否会再有适合攀登的好天气出现也未知，总指挥韩复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撤退，登山计划宣布终止。

大本营给中央发了电报，但此时，攀登珠峰，已不仅仅是因为“山就在那里”，而是国家需要。

中国虽然与尼泊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关于边境一直有分歧，珠穆朗玛峰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中国方面曾建议给这座山峰起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友谊峰”，尼泊尔拒绝了，“你们中国人都没登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呢？”

中国与印度也摩擦不断，而此时，印度正有一支由军队组成登山队从南坡攀登。如果这时候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取得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权，印度恐怕也会借机发难。

攀登珠峰俨然关系到了中国和两个国家的和平与战争，贺龙元帅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登顶。”

已经撤到定日的登山队再次回到了大本营。5月17日上午，由副队长许竞率领的13人突击小组向着珠峰进发了。

登山队再次向珠峰进发

经过前三次适应性行军的历练，队员们逐步适应珠峰地区的气候。但前几天的急速行军，队员们体力消耗很大，休整一夜也很难缓过来。随着海拔的升高，每走一段就要休息一会儿，停下来休息，也只能听见风声和自己喘息声。为了保护物资，队员们休息的时候都会把包抱在胸口，生怕被风吹走了。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5月22日，突击队从7600米的营地出发，在经过一个陡坡休息时，负责联络的张小路打了个盹，怀里的背包滑了出去，包里装的是突击队与大本营联系的唯一的报话机。

就这样失去了和大本营的联系，但是没有人打算停下来。气象组说坏天气会在25号到来，没有时间犹豫，突击队选择继续前进。

5月23日下午，由于体力不支，“开路先锋”许竞倒下了，这一次由王富洲接任组长，率领刘连满、贡布和补充进来的屈银华出发攻顶。

他们在第二台阶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体力。

第二台阶是个平均坡度达到80度的、3米左右高的峭壁，攀登起来几无着点。

四人俩俩组队，刘连满先进行了尝试，他打了两个钢锥，但很快摔下来，与王富洲协力了三次未果，体力耗竭大半。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尝试了两次，又都失败了。

在登峰的紧要关头，消防队员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方法，并主动当人梯的底座。

屈银华第一个上“梯”，因为穿着厚重坚硬的高山靴会伤到刘连满，所以他脱掉了高山靴。但外层的鸭绒袜太滑，无法在刘连满的肩膀上踩结实，他就连袜子也脱掉了。

钢锥钉好了，屈银华的两只脚却完全冻伤了。

2008年，“中国梯”被收进拉萨珠峰登山博物馆

5月24日晚上，在第二台阶用完力气的刘连满倒下了。到了夜里24点，剩余继续冲顶的三人氧气全部用完了。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言语交流，每迈出一步就要停下来休息好长时间。

“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贡布、王富洲、屈银华三位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青年，代表中国人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这也是世界首次得知北坡的面貌。

三位攀登者在山顶展开了国旗，并留下了毛主席半身像。

“为了纪念登上顶峰的胜利，我们还拣了9块岩石标本，准备回去献给毛主席。”贡布说。

屈银华、王富洲和贡布再上珠峰（从左至右）

攀登珠峰的先驱们 留给世界一部“中国梯”

“60年登顶，其实对我们75年攀登有着很大的一个帮助。”夏伯渝说。

三勇士拼着身体的极限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成为国民英雄，极大地鼓舞了处于困难时期的民众的士气，也为外交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对于攀登而言，探路者的经验太珍贵了，他们带回的一手信息，是后续攀登的基石。

中国登山事业由此起步，树立登山大国的形象也成为政治和体育两方面的需求。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希望登山队1966年再次冲顶，并创造女子运动员登顶珠峰的纪录。但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计划搁浅了。

王富洲曾回忆当时的情景：“物资都运到海拔8100米，但是都停下来了。”

直到1974年，登山队才得以再次组建。

夏伯渝就是这个时候加入登山队的，25岁的他曾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因为报名登山队将有一次免费体检的机会，没想到真的留下来了。

25岁之前，夏伯渝是一位足球运动员

1975年3月，一支由179名登山运动员和255名科考、气象、通讯、新闻、医务、交通运输、后勤人员组成的中国登山队，来到北侧大本营。这是珠峰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队伍，他们不仅承担着登顶的任务，而且肩负着测量珠峰高度的使命。王富洲也再次回到了珠峰，此次他担任中国登山队的党委书记、前线指挥。

4月22日,突击队向顶峰进发，在7600米高处，突遇十级以上的高空风，队伍只好下撤。下撤的途中，一位队员丢失了自己的睡袋，有“火神爷”称号的夏伯渝就把自己的睡袋让给了队友。

“没有多想，我觉得自己不会冻伤。”

或许是太累了，或许是冻的没有知觉了，夏伯渝马上就睡着了。醒来之后，也没有发现异样，下撤过程中，夏伯渝都是自己走下来的。但下来之后脱登山靴的时候，发现脱不下来了。

把睡袋让给队友，夏伯渝被迫截肢

夏伯渝立刻被送到了医院。而队伍则在继续等待好的天气再次攀登。

王富洲在海拔7100米处坚守了11天，他的经验给队伍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上到第二台阶的时候，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

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包括西藏女登山家潘多在内的9名登山运动员胜利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不同于上一次的暗夜行军，没能留下登顶的影像资料，这一次中国登山队在珠峰顶上的无氧环境下工作、停留了足足70分钟。

1975年登顶合照

觇标第一次在峰顶竖立，分布在珠峰左右两肩之上的10个观测点，坚守了9昼夜的测绘兵早已架好仪器，调节归准。

“目标出现，注意——交会！”

18时30分，口令传来，10部经纬仪同时瞄向珠峰，测绘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旋动仪器，争分夺秒地对觇标观测、记簿……

一个测回、两个测回……，连续3天，队员们进行了4个不同时段、16个测回的水准、导线、天文、气象、重力、三角等测量，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的珠峰测量数据。

1975年7月23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球宣布：我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1975年，测绘人员合照

夏伯渝在医院里密切关注着队友们的情况。多年之后说起来，夏伯渝老人眼眶仍有些发红，“不后悔，但是有点心疼，我应该也是登顶的一员的。”

对于集体来说，1975年攀登珠峰，是付出极大代价之后取得了最终胜利。

对于个人来说，这次冲顶珠峰，让夏伯渝失去了双腿，而父亲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去世。至此，珠峰成为了夏伯渝心里的一道“坎”。

商业登山解放了攀登者的外在束缚 登山变得越来越内化

时代流转，国力增强，经济和科研水平进步，攀登珠峰的方式和条件在演变，攀登者的内心世界也大大不同了。

2001年国内出现了探险公司，类似于六七十年代那种金字塔式的攀登方式——即庞大人口组成登山队，最终只有几人突击队冲顶的模式——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给了个人攀登者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那时候基本上完全靠咱们自己”，夏伯渝说，“修路、建营、了解山峰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攀登者要做的事情，越来越个人化，“只要锻炼身体，凑够足够的资金就可以。”

科学技术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显而易见。

那时候，“我们20个人突击顶峰，只有几瓶氧气，现在一个人就有四瓶氧气可以使用。”夏伯渝说。

气象预报更是帮了大忙。1975年攀登珠峰时，“有四个地方给我们提供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拉萨气象台、成都气象台，我们自己还带着一个气象小组，经常就是，（预报出）四种情况，你不知道听谁好。所以我们突击顶峰突击了好几次，都被大风吹下来。”而现在，“现在的天气可以精确到，几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之内都可以。”

准确的天气预报对于登山队来说至关重要

2003年，为庆祝登顶珠峰50周年，连同中国在内，有28个国家攀登珠峰，从不列颠到亚马逊，从阿尔卑斯到比利牛斯，英国、美国、新西兰、意大利、日本、瑞士、西班牙、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都派出了登山队。

中国业余登山队第一组3名队员在攀登队长尼玛次仁的率领下，成功登顶珠峰。中央电视台对此次攀登进行了连续11天的全程直播，电视清晰地传送来队员高举五星红旗站在了世界第三极的画面。

在全国人民战非典的关头，登顶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CCTV也创下了人类电视直播史上第一次全程直播珠峰登山的记录。

著名企业家王石是那次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人。

在距离顶峰还有几十米的地方，王石发现氧气瓶空了，大本营立即下令“撤退”。但看着白雪皑皑的峰顶，王石固执地向前，幸运的是，王石在路上捡到了被人遗弃的氧气瓶，里面尚有可用之气。

登顶之后，王石在顶峰呆了12分钟，那天下着雪，能见度很低，什么也没看清。

“说实话，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王石（资料图，右）

下撤途中，明明是阴天，王石却感觉背后阳光照着暖洋洋的，浑身发热，理智告诉他不能停下，停下就完了。回到大本营之后，医生告诉他那是濒临死亡的迹象。

王石说：“进山之后，高山缺氧，人适应这种状态是很痛苦的过程。回到平地，再逐渐适应富氧情况，也需要半个月时间。调整过后，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直到有一天，觉得浑身都不畅顺了，我就知道又该去登山了。”

山依然在那里，没有大的改变。但高峰对于攀登者而言，已经不再承载国家荣辱的沉重使命，也不是一抒饱览风光的豪迈。攀登者攀爬的，更多是内心的高度。

“登不登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回来”

“世界第一高峰”是极大的诱惑。

“一个登山的，别人问你登过什么，说半天别人一个都不知道，但是你说，我登过珠穆朗玛峰，人家一下就知道了。”国家登山队队员孙斌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随着商业攀登的蓬勃发展，登珠峰的门槛越来越低，实现攀登梦想的人群越来越壮大，由富豪群体逐渐向一般中产扩展。但同时，垃圾、尸体、名利欲望，也在世界屋脊上越垒越高。

参与夏伯渝纪录片拍摄的雪峰，自己也成为了珠峰的攀登者，他是新近实现世界屋脊攀登梦想的人之一。今年5月20日，他成功登顶珠峰。

对雪峰来说，攀登珠峰的梦想走了三步。

第一次来珠峰是2016年，为了拍摄真人秀节目。5位18岁的孩子们在珠峰北坳进行了他们的成人礼，雪峰在海拔5900米的大本营住了两周，每天看着珠峰的日出日落，不敢想象着自己站在珠峰顶端的样子。

再来珠峰，是因为参与拍摄夏伯渝的纪录片，那是在2017年。亲眼见证夏伯渝登顶对于雪峰有很大的触动，“夏老都可以登顶，我为什么不行？”

登珠峰的梦想开始在心里萌芽。

2019年，从尼泊尔侧攀登珠峰的报价是30万元起，从中国侧登顶的报价是46万起，其中并不包括自身装备，往返交通，保险等其他费用。

有登山者总结：“在珠峰走的每一步，都是钱。”

雪峰第三次来到珠峰，已经有了清晰的冲顶愿望。没有足够的钱，他就去找探险公司，希望可以通过帮助对方拍摄影片来抵消一部分费用。最终，自己赚的钱，少部分赞助，家里人的补贴，直到2019年2月份，雪峰才确定可以攀登。

虽然系统攀登准备只有一个多月，但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攀岩，毕业后在一家户外影像公司工作，有过不少经验，雪峰最终实现了登顶愿望。

雪峰

“没有开心，没有感动，我只是在发呆，唯一清晰的感觉就是寒冷。”

想象过无数次登顶的情景，唯独没有想过现在的结局。

在稀薄的空气中，带上来的4台相机一个接一个坏掉。登顶的认证照都是借助团队的相机拍的。顶峰的风景很壮阔，但是风很大，只呆了5分钟左右，随行的夏尔巴就催促雪峰下撤。

拍不到绝顶风光的遗憾再大，也抵不过生死存亡的理性。登珠峰的过程，就是鲜活的个体体验碰触死亡边缘的感受过程。

5月18日，从C3上到C4的路上，走到洛子营地下面，雪峰看到一个人脱离路线把自己拴在保护点上“睡觉”。

后面上来的同行人说：“看到那个死人了吗？”

雪峰这才在惊讶中回望。

在极地，这样的景象好似平常，你看不出那是骇人的尸体，只能通过露出的高山靴、手套，以及“那个人的肚子都露在外面”来综合判断，那是生命已经离去空余的躯体。

在珠峰面前，雪峰再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他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登不登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回来。”

2019年，珠峰春季攀登死亡人数为11人，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仅次于1996年山难、2014年雪崩、2015年大地震。今年的大拥堵也让公众进一步了解了珠峰攀登的现状。

虽然登顶时间早，但在下撤的途中，雪峰一队还是遇到了拥堵。

拥堵的珠峰

1000人排队通过一条路绳，在珠峰C4以上，缺氧，大风，低温，但人心是暖的。不能等待所有人上来再选择下撤，脱离绳子没有保护过人不可避免，但是每一个交错的人都会主动拉他一把，抓着他的手又或者安全带，防止滑坠。

雪峰说：“感觉心里暖暖的，我觉得这就是登山精神所在，没有人在意你是谁，大家都是平等的，遇到困难都会伸出援手。”

经历了极限体验的雪峰说，登山的意义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感受生命的纯粹。

结语：

14%的死亡率，攀登珠峰虽然不再是天方夜谭的人间奇迹，但依然是风险极高的生命挑战。几乎每一个长期登山的人都近距离地感受过死亡，但是他们大多没有停下脚步。山，总是会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吸引力。

珠穆朗玛峰是一座山，但又不仅是一座山。

它教会人们，探索历史，探索世界，探索生命，探索自我。

参考文献：

《珠峰北坡·极地使命》

《大道自然：我与万科（2000-1013）》